国家治理丛书·转型中的监管型国家建设：基于对中国药品管理体制变迁（1949-2008）的案例研究

　　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困惑及问题的提出
　　二 研究案例的选择：药品安全监管
　　三 研究路径及方法
　　四 本书框架与研究发现
　　第二章 文献述评与研究设计
　　一 政府监管的一般理论和规范研究
　　（一）公共利益理论（Public：Interest Theory）
　　（二）利益集团理论（Interest Group Theory）
　　（三）监管政治理论（Regulatory Politics Theory）
　　（四）制度主义理论（Institutionalism Theory）
　　（五）观念塑造理论（Idea Force Theory）
　　二 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监管型国家建设
　　（一）美国：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到监管型国家
　　（二）欧洲：从积极型国家（positive state）到监管型国家
　　（三）东亚和拉美国家：从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到监管型国家
　　（四）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指令型国家（command state）到监管型国家
　　三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国家定位：政治经济学的争论
　　（一）发展国家派（developmental state）
　　（二）监管国家派（regulatory state）
　　四 监管型国家：中国经验研究的概述与评价
　　（一）中国监管型国家兴起的四因说及其不足
　　（二）中国监管型国家的特征及结构性阻力分析
　　五 论证思路和研究设计
　　第三章 指令型体制（1949-1977）：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建立与强化
　　一 同业公会与军事公营化传统：新中国药事管理体制的起源
　　二 药政管理基础设施的初步建立（1949-1952）
　　（一）保留公私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二）建立新的药政药检体系和药品标准
　　（三）强化对特殊和进口药品的管理
　　（四）发动同业公会，在政治运动中整顿医药市场
　　三 政企事利益共同体与指令型体制的建立（1953-1956）
　　（一）计划经济和公私合营
　　（二）指令型体制的基本确立
　　（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药政管理改革
　　四 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短暂松动：“大跃进”时期的药事管理（1957-1960）
　　（一）经济分权与蹩脚的计划经济
　　（二）堪忧的医药质量与无力的药政管理
　　五 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重新强化：“大跃进”之后的整顿与调整（1961-1965）
　　（一）企业管理权上收和驻厂代表制度
　　（二）试办“托拉斯”体制：强化指令型体制的尝试
　　六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药事管理（1966-1976）
　　（一）“托拉斯”体制的终结与乱办药厂的重演
　　（二）药政管理体制的废除与重建
　　七 指令型体制：计划经济下的药品质量管理体制特征解读
　　（一）体制基础：政企事高度合
　　（二）管控风格：以群众监督为主，专业管控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三）管控目标：福利和健康
　　（四）管控工具：劝说教育、行政指令和群众运动
　　（五）管控导向：“弱发展，强管控”及其成因分析
　　第四章 发展型体制（1978-1997）：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松动与瓦解
　　一 指令型体制向发展型体制的过渡阶段（1978-1981）
　　（一）管控者权力配置的变化：行业管理权的统一及其与药政管理的分野
　　（二）第二次整顿药厂及其局限
　　二 发展型体制的建立与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弱化（1982-1991）
　　（一）管控对象：放权让利与事业企业化改革
　　（二）管控者：部门政治与地方分权
　　三 过度竞争局面的出现与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瓦解（1992-1997）
　　（一）管控对象：市场化与过度竞争的出现
　　（二）管控者：失灵的质量管理体系
　　四 发展型体制：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中的药品管理体制特征
　　（一）体制基础：政企事相对分开
　　（二）管控风格：乏力的专业管控与群众监督
　　（三）管控目标：产业发展与市场化
　　（四）管控工具：行政专营、法律禁止、经济处罚
　　（五）管控导向：“强发展，弱管控”及其成因分析
　　第五章 监管型体制（1998年至今）：政企事利益关系的重构与制度化
　　一 监管型体制的建立与稳固（1998-2001）
　　（一）发展型体制的成就与弊端
　　（二）医药产业界的利益诉求
　　（三）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
　　（四）监管型体制的初步建立
　　（五）来自地方的挑战
　　（六）来自部门政治的挑战
　　（七）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二 “强发展，强监管”：“监、帮、促”阶段的药监改革（2001——2007）
　　（一）对药品生产的监管：药品审评集权、“地标升国标”与强制推行GMP
　　（二）药品经营领域的监管：强制推行GSP改造和倡导连锁经营
　　（三）对医疗机构用药的监管：制剂整顿与建立不良反应报告制度
　　（四）药品抽验经费体制的改革及其评价
　　三 药监改革背后的监管型国家建设逻辑
　　（一）明确监管意愿：加强监管独立性的建设
　　（二）避免信息失灵：增强监管信息能力的改革
　　（三）优化政策执行：强化监管基础设施建设的尝试
　　四 监管型体制：风险社会中的药品监管体制特征解读
　　（一）体制基础：政企事完全分离
　　（二）监管风格：以专业监管为主，群众监督为辅
　　（三）监管目标：“监、帮、促”，平衡质量监管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主要的监管工具：产品和技术标准、特许制度、信息提供
　　（五）监管导向：发展与监管双强及其成因分析
　　第六章 监管失灵与优质监管：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约束因素及对策分析
　　一 强大的产业发展关怀：冲突的监管意愿
　　二 过度竞争的产业格局：高昂的监管信息成本
　　三 指令型计划经济的惯性：行政色彩浓厚的监管风格
　　四 缺乏制约与参与的监管权力结构：寻租导向严重的监管腐败
　　五 地方发展主义与监管集权主义的冲突：滞后的监管基础设施建设
　　六 走向优质监管：如何可能
　　（一）优质监管的概念及其分析
　　（二）走向优质监管：中国药监体制改革的五大方向
　　第七章 结论：药品监管与监管型国家的建设
　　一 政企事利益共同体的瓦解：从指令型国家走向监管型国家的动因
　　二 转轨监管型国家：特征及含义
　　（一）监管者的特征：企业型官僚与政监合
　　（二）监管对象的特征：过度竞争、人为风险与灰色参政
　　（三）监管过程的特征：发展导向、行政色彩、群众路线和低问责性
　　三 可能的贡献与局限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英文部分
　　后记

　　    刘鹏，男，1979年出生，湖南衡阳入，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期香港中文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教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硕士生导师，同时兼任美国公共管理学会会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咨询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治理、政府监管、卫生政策等，曾在《中国软科学》、《中国行政管理》、《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公共管理学报》、Asian Survey、Regulation＆Governanc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20余篇，部分论文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

　　    《国家治理丛书·转型中的监管型国家建设：基于对中国药品管理体制变迁（1949-2008）的案例研究》立足全球，着眼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创建当代宪政文明为目标，重构以人本为基石、谋求大国治理之逻辑。它旨在：
　　    1．总结中外国家治理之经验、艺术和规律；
　　    2．发展和提升中国政治科学，特别是建立以治理为基础、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
　　    3．在实证基础上验证和发展大国治理理论；
　　    4．让世界了解中国学者的声音，了解大国治理的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