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
我的研究为什么不从中唐以后往下推而倒过来上溯齐、周、杨隋，自然是考虑到有些唐代的事情不上溯弄不清楚。但还有个偶然的因素，即其时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员编写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建议“二十四史”也得译全，结果《北齐书》《周书》的选译落到我的头上。既要选译，就得认真读一遍。谁知一读就读出了问题，促使我把兴趣和精力上移到这齐、周、杨隋上面。
我与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有这样一种提法：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集团既不是敌人又不属于人民。我认为这不符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应属于人民的说法。这个说法在那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抗日战争史的书籍和论文大多认为抗日战争史上有个战略反攻
阶段。我看了很多历史资料，否定了这个说法，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没有战略反攻阶段，日本的投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战争局势决定的，其中包括中国的作战。
我和新文化运动研究
什么是五四精神，尚有不同意见，时有争议。不过我总认为，当时人们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只要看看五四时代宣传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就会明白。《新青年》的精神、五四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贯穿于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时代，至今仍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所急需。
我与魏源研究
在编写《中国史稿》时，我开始接触关于魏源的资料，他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虽少，但我觉得他很值得研究。我先从考证他所作的诗文时间人手。想要深人研究魏源思想的发展，必须首先知道他在各个时期的作品，但他的作品大多没有注明写作时间。当时国内还没有年谱之类的作品可以参考，所以，我首先完成《魏源诗文系年》，之后完成《魏源事迹系年》。
先君（蒙文通）常说：民族史和地方史虽有联系，而又截然不同。地方史以地域为中心，是静止的；民族史以民族为中心，而民族则常是移动的，不局限于某一地域；绝不能用地方史来代替民族史。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其活动见于汉文献者是很有限的，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尊重本民族自己的记载或传说，用来和汉文献相互印证，切忌用汉文献来替代本民族资料。
我与汉魏六朝唐代文学研究
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一贯的宗旨是求真，从大量文献资料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订和分析，力求阐明所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对过去的许多典籍记载，对前人与现代学者的重要看法，既不轻易怀疑否定，也不盲从，而是通过全面冷静地考察分析来加以取舍。对于所谓信古、疑古、释古等派，我比较赞同释古一派的做法，学风也与之相近。
我与辛亥革命研究
我与辛亥革命史开始结下不解之缘，可追溯到1954年，那年，民主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专程前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他的到来使我受到刺激，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前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而就在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我为什么对辛亥革命史漠不关心?同时，同一些辛亥老人朝夕相处畅谈往事，也激发了我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兴味。回顾半个世纪走过的人生道路，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努力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同时又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
我和古籍整理研究
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更新知识、创新知识是学术文化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古籍整理研究也应顺势加以重新审视，凡属于优秀传统学风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要继承发扬；老套路、落后的方法，要加以革新。要改进古籍整理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手段，充分组织动员有关专业人员的才智力量，集千万古籍精华于一书，为广大读者提供简明可靠、便
于查寻的资料库和工具书。这是时代的要求，是创建中华新文化的需要。
我和中国古文字
陶器文字，据目前所见资料，最早的陶文出现在早商，盛行于战国。过去曾把陶文的出现推进到新石器时代，是不准确的。我认为考察其是否属于陶器文字，唯一的标准是看它是否与汉字一脉相承，属于汉字体系的当为陶文，否则就不是陶文。据现有资料看，比甲骨文早的汉字，当属河北藁城台西村早商遗址出土的陶文。
我和世界现代史与世界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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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夏商周考古学
我和太平天国史研究
我和《通典》
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我和中国哲学
我和道教文化研究
我和明清档案、明清史
我与西藏学
我和太平天国
我和中国哲学史研究
我和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我和先秦史及秦汉史
我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
我与中国文化史
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
我与汉唐史研究
我和战国史研究
我与中国古代史
我和古代小说
我和中国历史考古学
我和中日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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