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关系应对共同挑战

　　中文版序言
　　应对共同挑战：和平共处原则的现实主义序言
　　第一部分 中国的独特模式：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之梦
　　第一章 美中两国在亚洲利益的战略趋同
　　邓小平是最启迪美国的21世纪外交战略家
　　美中两国利益的战略趋同
　　对美中两国高级将领和政治家们的外交政策建议
　　第二章 和谐社会的挑战：实现崇高正义与仁爱
　　中国的“和谐世界”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什么
　　中国五千年来对和平的追求
　　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的外来侵略
　　中国如何实现“和谐世界”的梦想
　　美中两国的言论自由
　　美中两国的人权
　　美的伪善：西藏问题和美国南部邦联
　　美国对台湾和古巴的伪善
　　第二部分 美国的独特模式：普遍人权与崇高正义之梦
　　第三章 美国理想之挑战：实现崇高正义与仁爱
　　自由与控制的社会演进
　　大航海带来的陆上演进
　　在灭绝性武器和科技时代，美国民众能否安全地掌管社会最高权力
　　自决权与美国创建的权利社会
　　美国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才能在21世纪获得成功
　　美国的经济力量
　　美国对军事力量的运用
　　第四章 人类会从地球上毁灭吗
　　在灭绝性武器和科技时代，人类如何自我管理
　　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会从地球消亡吗
　　乔治?华盛顿和邓小平给各自国家的建议
　　作为人类理想的美国理想：华盛顿的“典范”与杰斐逊的“标志”
　　19世纪的林肯模式：家和万事兴
　　1961年肯尼迪模式：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
　　1963年的肯尼迪模式：“非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追求真正的和平”
　　肯尼迪和邓小平真正和平的目标
　　通向和平之路：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结构性变化
　　将政治和经济体制强加给他国的动机
　　避免干涉他国自决权
　　为达成世界法律的新努力
　　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通过调整小而重要的分歧为别国树立榜样
　　战争思维
　　和平思维
　　美国保持经济、军事和道德力量的挑战
　　第三部分 2008年美国主要总统候选人的外交政策观点
　　第五章 21世纪美国民众能拥有什么样的政府
　　在灭绝性武器和科技时代美国的竞争性外交政策模式
　　自由议程
　　一个亟待出台的21世纪议程
　　巴拉克?奥巴马：重塑美国领导地位
　　约翰?爱德华兹：重新进军世界——道义领导地位的回归
　　希拉里?克林顿：安全与机遇
　　约翰?麦凯恩：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
　　密特?罗姆尼：在新的全球挑战中崛起
　　比尔?理查森：新现实主义——一项现实的、有道德原则的外交政策
　　迈克?哈克比：反恐战争中的首要问题
　　鲁迪?朱利安尼：“走向真正的和平：运用国际体系捍卫文明、击败恐怖主义”
　　美国人正在弃绝“说一套做一套”违反道德威望的行为吗
　　21世纪美国内阁选举中的共识民主
　　民主共和两党的基本任务：真正致力于美中伙伴关系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做法及对美国未来的选择：军事力量还是道义兼军事力量
　　第四部分 基于冲突原则的美国传统对华政策
　　第六章 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
　　道义力量在美国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美国再次成为“道义警察”
　　反恐战争对美国道义力量的冲击
　　道义标准或军事力量
　　军事外交和威胁恐吓
　　荒唐的军事权威
　　美国总统的单边外交
　　美国需要道义外交
　　零和博弈战略的失败：强权的愚蠢
　　第七章 基于冲突原则的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的局限
　　中国的和谐世界之梦：谁都能使世界和平运转吗
　　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仍将继续囿于谬见吗
　　因果的两难：制约政策和冲突原则的危险性
　　美国的决策者、学者和媒体对中国的传统看法
　　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思维定势及其对华战略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之侮辱或是“负责任的大国”之外交
　　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最好最精明的零和博弈策略的失败
　　保尔森“共赢”的“透明的特洛伊木马”外交：诡计还是错觉
　　改变对华政策的目标会带来美国需要的结果
　　改变对华政策对实现美国目标至关重要
　　新的最好最明智的真正共赢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奥巴马一拜登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概念
　　詹姆斯?贝克模式：中国不取代美国换取美国不遏制中国
　　美国新观点：接受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和平发展
　　美国需要与中国建立真诚的伙伴关系，美国民众能否接受
　　第八章 基于冲突原则的美国传统亚洲政策的局限
　　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制约”中国还是与之结盟
　　美国忽视了亚洲和亚洲人关切的事情
　　一位亚洲专家对美国在亚洲势力的看法
　　美国的傲慢和对亚洲事务的忽视
　　美国引发不必要的灾难性战争的危险
　　美中两国长期的安全选择
　　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衰落
　　……
　　第五部分 应对共同挑战：整合美国的独特模式与中国的独特模式
　　第九章 理解其他文明价值的超凡魅力
　　第十章 两种社会模式和谐共处的魅力
　　第十一章 和谐世界中人权的道德力量
　　第十二章 美国选择成功抑或失败

　　    约翰·米勒-怀特（John Milligan-Whyte），美中合作基金会、美中伙伴关系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US-China Partnersrtip）执行主席，核心资本投资公司董事长，米勒-怀特与史密斯事务所（Milligan-Whyte＆Smith）高级合伙人。由于在中国网通收购亚洲环球电信公司案例中的杰出表现，该事务所获得了2002年度《亚洲金融法律评论》并购交易杰出成就奖。
　　    约翰·米勒-怀特曾任美国律师协会国际再保险清偿、破产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国家保险总监联合会、恢复与清算委员会副主席，修改《联合会保险业者监督、恢复、清算行为法则》分委员会委员，《百慕大财政部保险、再保险和破产法》改革顾问委员会主席和《百慕大法律改革委员会破产法》分委员会主席等。他是奥地利strasburg国际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和国际辩护律师协会（IADC）会员，北京大学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名誉顾问，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中心高级顾问，并担任若干企业及证券、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董事。
　　    约翰·米勒-怀特1975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获政治哲学学士学位；1981年获皇后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奥斯古厅法学院（Osgoode Hall Law School）公司金融与国际税务法学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法学院研习管理、金融及法律专业研究生课程。他参与合编、合著了1989年美国律师协会出版的美国、英国、百慕大法律教材《国际再保险清偿与破产法理论与实务》。他写作出版的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对美国、英国、百慕大再保险合同与代理机构、仲裁、诉讼、破产等相关法案进行了比较，对再保险市场的棘手问题进行了道德分析，提出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法。1987年，他建议并推广针对量化要求使用精算估测的方法来提高再保险公司清算效率，这一创新举措至今在很多案例中被借用。
　　    戴敏（Dai Min），美中合作基金会、美中伙伴关系研究中心总裁，美华投资公司董事长。她担任多家企业的董事，是多项美国专利技术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北京大学名誉研究员和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名誉顾问。作为百慕大-中国友好协会执行主席，戴敏在中国人民大学刘曼红教授的协助下策划了2006年由美国沃顿商学院、信利国际再保险公司和国发资本市场研究中心合作的、首次由中国保监会参与的、中外合作的“中国保险业高级管理培训”项目。
　　    戴敏是湖南省长沙市人，是中华民国早期高级军事将领戴凤祥将军之后。她早年学习声乐和戏剧，后在美国德州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管理。她曾作为ABB和OBERMEYER等跨国公司的中国顾问帮助发展其在华业务，她曾是华尔街外汇交易员并参与策划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融资上市和中美企业的跨国并购项目。

　　    也许是因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的被动使美国变得明智，或许是美国面临的困境使美国人民选出了一位明智的总统。不论哪种说法，美中关系都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重要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