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研究（第5卷）

　　立法理论
　　关于授权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专题研讨
　　中西执政党理念及其在立法过程中的展开
　　中国大学内部规章制度立法完善研究
　　中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建置及其完善
　　地方立法
　　地方人大常委会议事质量理论与实践问题初探
　　地方立法中行政强制的设定研究——以江苏省的地方立法实践为例
　　法学前沿
　　中国近年修订知识产权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反思
　　BOT投资方式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行政法治
　　行政何以法治——读美国2002年《国内安全部法》
　　行政立法的生态化初探
　　域外立法
　　硅谷的法治环境研究
　　论美、俄国家安全立法中公民权利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协调
　　韩国、日本信息化基本法比较研究
　　立法思想
　　哈耶克立法观探究——从一个维度解读《法律、立法与自由》
　　译林求索
　　一种新的立法理论——立法法理学

　　    周旺生，男，1952年 9 月 9 日生，安徽省无为县人，汉族。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重点学科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奖励。1989－199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作访问研究；1994、1995、1996、1999年分别在香港作短期讲学；1996－1997年在美国伊利诺依斯大学作访问研究。
　　    周旺生主要从事立法学和法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率先创建立法学学科并取得成功。迄今已发表约500万字著述。包括：（一）自著、合著著作30余部；（二）论文70多篇，其中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核心刊物发表万字以上长篇论文 30 多篇。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主编多本全国统编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为北京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并为高级法官培训班、硕士学位研修班、政法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其他诸多院校和国家机关，讲授立法学、法理学、立法学专题研究、法理学专题研究、当代中国立法研究、中国法理学研究、法学经典著作解读、比较立法制度等十多门课程。讲授生动深入，深受学生欢迎。
　　    周旺生在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同时，积极参与国家法制建设，特别是积极参与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活动，为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为中国硅谷基本法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的制定，就是由周旺生担任首席顾问、专家组组长和主要起草人的。
　　    周旺生的研究证明了这样几点：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工程，除应包括长期来人们所追求的“四个现代化”外，还应包括法治现代化。没有法治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其他现代化。观察世界上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它们的发达程度通常总与它们的法治现代化的程度成正比。现代社会有两个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经济实行市场化、政治实行民主化。而这两化都需要法治来保障。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最鲜明的标志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必须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设法治国家。而无论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还是国家法治化，首先要有好的制度建置。这种制度建置在中国国情之下特别表现出对立法的需求。由此就要有好的立法研究。在这种基础上，周旺生系统阐明、论证了如何在中国国情之下加强立法和立法研究，构建了中国立法学体系，就立法改革和完善提出一整套建设性的对策和大量具体建议。
　　    周旺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系列赖人寻味的现象，主张改革完善中国法学研究的方法和进路。周旺生注意到，二十年来中国法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确取得重大进展，在与国际先进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连接或向其学习的过程中作出许多努力。但有意思的是，中国法学在研究西方例如美国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时，所注重所着力推介的主要是其判例法学说和判例法制度，然而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实际生活在与西方例如美国发生连接时，所注重所着力借鉴的主要是其成文法律制度及其经验。中国法学理论研究与法治实际生活的疏离，使得周旺生提出改革完善中国法学研究的方法和进路的种种观点和对策。他还进一步以英国人边沁的成文法学说未能在其本土获取实践价值却在欧洲大陆结出丰硕果实、德国人萨维尼的学说即便影响一时却未能使德国法制按照其所指引的方向运行这样一些著名的历史事实，佐证了法学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准则在于法学能够为法治实践生活所选择所应用，而不是与法治实践生活相疏离或为法治实践生活所摈弃。
　　    周旺生把立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设，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事业。他于1988年出版国内第一部《立法学》，为立法学在我国崛起发挥了奠基作用。1994年推出60万字的长篇论著《立法论》，提出、研究和阐述了中国立法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新问题，拓宽、深化和推进了国内的立法研究。他的研究既填补了中国法学体系的空白，促进着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法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又对在中国实现立法的科学化、完成市场经济向中央和地方提出的全新而繁重的立法任务、并进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他构造的包括三要素的立法学体系，为后来的立法研究提供了典范化的模式。他的立法研究，被认为代表着国内先进水平。
　　    周旺生的理论研究成果受到广泛的重视和采纳。国内关于立法问题的研究著述，很少没有引用周旺生著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注周旺生的立法研究。周旺生本人更经常被邀请或被聘任为立法顾问、立法专家参与立法实践。由周旺生担任专家组组长和首席顾问的中关村立法，引起了国内国外的广为关注，作为中关村立法主要成果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制度建置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创新性的举措，正在产生日渐深刻和明显的影响，对中央和其他地方立法有种种先行意义和直接借鉴的价值。
　　    周旺生在科研和教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受到多方面的奖励和表彰。主要有：1988年获北京大学首届优秀青年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991、1994年两获北京大学和美国安泰集团光华安泰优秀科研成果奖；1992年获北京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1995年获第二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1－1992学年度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1993年获司法部颁发的首届育才奖；1994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1995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1996年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奖励；1999年被评为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

　　    国内学界在如何认识授权立法的问题上，迄今仍然有诸多须待廓清的迷点或需要明辨的要领。比如，在授权立法主体的特定性、授权立法与授权现象的界分、授权立法的范围和方式、授权立法的程序和监督机制、授权立法的种类和功用、当代中国授权立法的阶段和形式这些基本问题上，就并非没有进一步探讨和明了的必要。中国授权立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生活，事实上还有较大的空间。自然，面对着如何认识这些授权立法的问题，我们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创造而在于表述，不在于发明而在于发现。就是说，我们首先应当准确认知授权立法的这些基本环节和重要侧面，然后才能对授权立法予以科学的阐明，而不是硬要随自己的想象或意愿，给授权立法的种种论题贴上自己的“特色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