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主底儿女们（上下）
路翎，男
出生年月：1923
民族：汉族
作家。原名徐嗣兴。江苏南京人。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1955年因受胡风冤案牵连，错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1980年平反，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路翎：一个疯狂的文学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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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1923
民族：汉族
作家。原名徐嗣兴。江苏南京人。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1955年因受胡风冤案牵连，错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1980年平反，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路翎：一个疯狂的文学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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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翎，男
出生年月：1923
民族：汉族
作家。原名徐嗣兴。江苏南京人。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1955年因受胡风冤案牵连，错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1980年平反，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路翎：一个疯狂的文学天才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作家中，路翎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路翎（1923—1994），原籍苏州，出生在南京。原名徐嗣兴，2岁时生父就病故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从舅姓。路翎的外公家是苏州巨富，童年路翎经常在外公家生活。耳闻目睹舅妗一辈争夺家产，为他日后创作著名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留下了痛切的生活和情感的积累。路翎曾向胡风倾诉：“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有绰号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匆匆度过的。”
路翎小时候就在作文上表现出了天赋。“7岁时，老师几次赞美我的作文，还在课堂上亲自朗读我的作文，我便更爱好作文了，而且开始读许多的故事书和课外书，这更加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路翎少年时代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1935年入江苏省立江宁中学后，常读上海文学杂志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但是，路翎的求学道路并不平坦。1937年冬天，路翎随家入川，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但因思想左倾，在高中二年级时，被学校开除。年仅十六岁的路翎就离开了学校。路翎没有完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是他读过的文学书籍却比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多得多。
1938年，路翎写了一首长诗《妈妈的苦难》，向胡风主编的《七月》投稿，没有发表，但他得到了胡风的鼓励。1939年，路翎的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之后》被胡风采用。发表在1940年的《七月文丛》。这时用“路翎”作笔名。（他之所以用“路翎”做笔名，是为了纪念初恋对象李露玲。）
《要塞退出之后》写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江南前敌要塞在撤退中，军事长官张皇失措，溃不成阵。年轻的沈三宝在战争初期也是非常怯懦，但在与敌人遭遇时反而激发了战斗的意志，两次打死日本骑兵，又枪杀了有汉奸嫌疑的金主任，但最后他却被本连执行军纪的人无罪诛杀。这篇作品自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结实和力度，但是它在略嫌浮躁紊乱的描写中，已经初步透露出路翎善于刻画动荡环境中人物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的艺术才华。
这篇小说使路翎结识了胡风。胡风曾回忆他和路翎见面时的情景。“约来见面以后，简直有点吃惊：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很腼腆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年轻、纯朴、对生活极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谈起来很生动。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好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
1940年，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的天府煤矿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干一些记帐、填表的杂务。路翎由此接触到矿工的生活，写了一系列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看见了矿工们住破工棚、衣衫褴褛或赤身露体地下矿井，耳闻目睹了矿井塌方、涌水和瓦斯爆炸等惨状，“看见了它底轰闹的，紊乱的，拼命求生的景状，和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底悠闲和漠不关心”，他以一种扰动不安的悲悯情怀注视着这些“把人弄得比畜生还不如”的矿区社会，创作了《家》、《祖父的职业》、《何绍德被捕了》、《卸煤台下》等反映矿区生活的作品。这些创作是如此逼真，以致于有人认为路翎“学生出身，当过矿工”。
在矿区人物的描写中，路翎发现了两类人物：农民型工人和流浪汉型工人。前者性格于诚实中带点卑怯，做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了的乡土的和家庭的梦。后者性格于强悍中带点野性，有时甚至带点无法无天的邪恶感，在放荡不羁的行为做派中散发着生命的强力。路翎同情前者，却更倾心后者。
1942年，丰厚的矿区生活积累使路翎开始进入创作高潮。4月，他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此时还不到20岁。
《饥饿的郭素娥》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美丽而强悍的妇女郭素娥的悲剧命运。郭素娥因逃荒遇匪被一个衰老的鸦片鬼收容为妻，她在矿区摆香烟摊位，她渴求幸福，疯狂地爱上了凶猛、冷酷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张振山是一个乖戾的流浪汉，对恶浊的社会投以恶毒的藐视和严冷的憎恨，他与郭素娥的爱也是毒辣的，声称不能“被一个女人缠在裤带上”，又严防拘谨、怯懦的农民式工人魏海清染指于她。他对郭素娥说：“像我这样的男人是一个不顶简单的东西，我从里面坏起，从小就坏起，现在不能变好，以后怕当然也不能。”致使郭素娥在阴沉的鸦片鬼家中，绝望地叫出：“有哪一个能救出一个我这样的女人呀！”矿区的上层社会也把她视为堕落的女人，最后当她反抗被贩卖，要求主宰自己的命运时，被丈夫伙同流氓迫害而死。张振山则远走高飞，魏海清与流氓恶斗，并在酒馆和新年舞龙赛会上，发泄着满腔的屈辱和悲伤。
这是一部充满心理性格之力度的作品，它通过一个受着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的煎熬，而又始终固执、并且绝望地追求生命价值的女人，牵连着一个流浪汉型的工人和一个农民型的工人，在他们的性格碰撞中，几乎不知节制地迸射出所谓原始强力的生命火花。在强度性格碰撞中，作家以主观的热情突入人物心灵搏斗之间，完成了一个既是性格的和心灵的，又是社会和命运的，浓重得令人窒息的悲剧，从而控诉了那个“把人烧死，奸死、打死、卖掉”的野蛮社会。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路翎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明：“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
胡风对这篇小说非常欣赏，他说：“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的步调前进，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
批评家邵荃麟，为一个二十岁的作家能写出如此有力的作品而惊诧，他这样称赞这篇小说：
“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对于客观现象的描写和分析，或者单纯地用科学方法去剖析和指示社会的现实发展，而必须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发掘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具体的关系，而从这种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确证这真实人物的存在，并且因为这样，这些人物的一切必须融合在作家的自身底感觉和思想感情里，才能赋予他们以真实的生命，那末我以为路翎的这本《饥饿的郭素娥》，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可以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出一道鲜明的光彩。当我初读了几章过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1942年，路翎“和所里的恶狗打了架，他压我，我回击，我伤了脑壳，他伤了眼角，一起滚蛋”，失去了稳定清净的工作环境。后经朋友舒芜介绍，路翎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当助理员。1943年，又辞去图书馆职务，经继父介绍，到北碚经济部燃料管委会工作，当办事员。1944年8月15日与电台报务员余明英结婚。据路翎后来的学生说：“他的夫人苗条，大方，漂亮。同学们见了，窃窃耳语，说作家的妻子这么美。”两人后来相濡以沫度过一生。
从踏足文坛起，路翎就开始断断续续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写完后交给了胡风。但是稿子在战争中丢失。路翎并不气馁，而是以惊人的毅力重写。1945年7月，当重新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即将出版时，胡风极其庄严地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上半部写苏州巨富蒋捷三家族的崩溃。这个封建大家庭出了叛逆子弟蒋少祖、蒋纯祖，而出身于大讼师之家的长媳金素痕，阴险毒辣地掠走了蒋家的财富，一面与蒋家兴讼，一面过着淫荡的生活。以至气死蒋捷三，逼疯蒋蔚祖。
小说的下半部，写这个大家庭释放出来的精灵，写蒋家儿女们在抗战期间聚散无常的生活道路和心灵轨迹。主要描写蒋纯祖逃离危城南京，沿长江漂泊到重庆和四川农村所经历的四处碰壁、鲜血淋漓的心灵搏斗历程。他很像蒋少祖，但他又超越了蒋少祖，当蒋少祖追逐权力，当了参议员，在旧诗和宋明版本中寻找灵魂的静穆的时候，他却宣称青春是壮阔的，苦闷才能爆发革命与艺术，始终不苟同于污浊的流俗和僵硬的教条，而企图“在自己内心里找到一条雄壮的出路”。他在五四过后近二十年，重提五四时代的历史命题，强调“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没有人底觉醒，至少我是找不到。”在武汉到重庆的演剧队中，他以这种苦闷的个性，与小集团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暴躁的争辩。在四川穷乡僻壤的小说，他又以这种孤傲的个性，向宗法制农村的冷酷和愚昧挑战。蒋纯祖始终处在“独战多数”和“困兽犹斗”的激昂而狼狈的处境之中，最终病死。
路翎和他笔下的人物一道，“举起整个生命在呼唤”，从而创造了一批异常复杂的在痛苦中打滚和行进的生灵，创造了一种巨浪狂潮、大起大落、瞬息之间发生激烈的情绪转折和神经颤动的心理描写艺术，创造了一首激越而浑浊、痛苦而悲怆的心灵交响曲。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颠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对如何写农民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曾经称赞解放区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已经获得实在的成功”，但是他又从另一种思路上提出问题：“试想一想，旧的家庭社会出身的贫农的王贵，身受地主底残酷的压迫，同时也负担着旧社会、旧经济形态底人生观和感情的重担，在投向革命进而坚持的革命的过程中，应该有怎样强烈的自我斗争？然而王贵却是在那么简单地一直向前了。”路翎认为，解放区的作品在表现农民时，过于简单化。没有看到农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表现农民激烈的心理搏斗。因此，他的作品着力于表现这两个被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所忽略的主题。
《罗大斗底一生》写了一个奴才的性格史。罗大斗是一个由破落子弟堕落而成的游民。他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一个站在街头欺凌他人的男子。但是这个社会也存在着一条以强凌弱的法则。使这个破落子弟三番五次地在社会的污泥和心灵的污泥中打滚。他偷了穷苦邻居的剪刀，对方赶来追查时，他却颤抖着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事后对着枯树挥起剪刀，大耍光棍的威风。他行窃遭打，逃入荒山，却在除夕僻静的街头上，用石头打死向他讨钱的冻馁的乞丐。这是一个向强者屈膝、又向弱者耍横，被黑暗吞没、自己又制造黑暗的堕落了阿Q，一个乡村下流社会无可救药的渣滓。最后，他被财主捆去当壮丁，撞死在瓦砾场的石头上。小说的题记，引用了拜仑的诗句：“他是一个卑劣的奴才，鞭挞他呀，请你鞭挞他！”这篇小说相当典型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王炳全底道路》则表现了一个农民的心灵搏斗。
农民王炳全被小财主的姑父张绍庭用作儿子的替身当了兵，他染病被弃，在远方的城市当了五年工人，终于回到了家乡草鞋场，但是，故家已经是土屋倒塌，荒草塞门，张绍庭则侵吞了他的田地。又在他的小女儿死后，做主把他的妻子左德珍改嫁给忠厚的佃农吴仁贵。王炳全像一头包怒的野兽，去找张绍庭算帐，但是看见张绍庭已经变成一个孤单、病弱的老人，到底还是伸不出手去扼他的咽喉。他向张绍庭讨回一些田地费，到酒馆买醉，然后揣着尖刀去找吴仁贵。但是他看见左德珍和吴仁贵亲亲热热地牵着牛回来，他绝望地感到，这个女人已经属于另一种生活了。他沉溺于赌窟酒馆，以粗野的哄笑，放肆地嘲弄着自己秘密的痛苦，他酩酊大醉，打了这个老人一拳，致使这个老人中风而死，他给镇长递了五万元的包袱，被关押三天就释放了。他在草鞋场无法立足，听到左德珍在吴家快乐的唤猪声，不愿扰乱他们宁静的生活，毅然离乡，重新踏上了流浪的旅途。
王炳全在失去了诸如土地、家庭、妻子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后，在重重灾难的堆积下舔着自己鲜血淋漓的精神创口。经过痛苦的心灵搏斗，终于艰难地突破了精神奴役的重围。路翎以高强度的心理解剖艺术，使王炳全在一己的恩仇中，孤独地挣扎着，奔突着，情绪沿着悲愤、绝望、沉沦、报复、悔恨的高频率曲线颤抖着，终于扣开了一个农民的较为宽广的心胸，看取“世界上总有我的路”，从而把宁静的团圆留给邻人、不是“简单地一直向前”，而是负着残缺的痛苦去开拓新的生命形式。
路翎的这一思考接通了当时胡风提出来的“精神奴役创伤”与“主观战斗精神”这两个命题。胡风是路翎一生最亲密的导师和友人。
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中，胡风谈到“人民”这一概念时说：“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胡风认为，鲁迅的阿Q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是因为他“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对五四以来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启蒙主义传统是非常珍视并竭力主张发扬的。他多次强调鲁迅的启蒙文学思想，即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证明启蒙任务没有完成，文学“揭病”与“救治”的精神改造作用仍需强调和重视。胡风特别推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精神奴役的创伤。通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呼吁个性解放，摆脱精神奴役。
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一方面是指，创作过程必须是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是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深入观察并反映生活的过程，反对客观主义和公式主义。另一方面是指，作家要发扬主体性，要把个性解放的命题贯彻到文学创作中。
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创作启发了胡风的理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的。
路翎不断地发表小说，在沉寂的大后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惊喜。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曾经称路翎为中国“未来的左拉”。其实更准确的称呼是，路翎是中国“未来的罗曼·罗兰”，他的创作手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相似。用胡风的话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
《路翎小说选》的编者朱珩青所这样评价路翎的小说：“这小说是别一种声音。”路翎的小说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般作品，他的近于残酷的灵魂的拷问与“歇斯底里”的变态情绪，常使读者痛苦不已，进而“废书不观”。
我们读路翎的小说，会发现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有点神经质，其性格和心理是不稳定的，甚至都有点疯狂与变态。
比如在《蜗牛》中，乡村贫苦女人秀姑突然遭到了丈夫的毒打，路翎这样描写秀姑的心情。
在黄述泰的拳头的闪耀下，秀姑看见了淡蓝色的天空，并看见了一只云雀轻盈地翔过天空。秀姑看见，于是凝视，觉得神圣。秀姑咬牙打颤，挣扎着，企图使丈夫注意阳光和天空。而领受她心中的严肃和怜惜。在她的痛苦中，她是得到了虔敬的感情。
她停止了挣扎。黄述泰放开她的时候，她闭上眼睛，躺在荆棘上，觉得为了她所受的苦，那个温柔、辉煌、严肃的天空是突然降低，轻轻地覆盖了她。她觉得云雀翔过低空，发出歌声。
在她嘴边出现了不可觉察的笑纹。
有人曾经指责路翎所塑造的形象“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导致这种精神变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外力的打击，如被抓壮丁的王兴发；有的是因为内在的欲求，如县政府的录事王静能；有的是因为恋爱的苦痛，如追求线铺姑娘王淑珍而不得的程登富；还有的是因为恶毒的复仇，如王炳全和郭子龙……于是在求生本能的压迫下，
这些人便开始了向生存境遇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个体生命向自身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挑战，双方力量悬殊。一种巨大得超乎个体生命想象之外的力量沉重地压来，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人性深层不堪重负的裂变。它们往往以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所要对抗的是那无边无际的绝望与虚空，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
路翎说他“不喜欢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写”，并说他笔下的“自发性的反抗与自发的痉挛性（即使是潜伏的意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它是可宝贵的事物，而且，在黑暗的重压下，更是这样的”。当人们责备作者主题思想“不健康”，认为中国人民是没有这些的时候，他肯定地回答说：“我认为是有这些的。”胡风在与路翎的谈话中也曾指出：“民族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的，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人们是理智的。”
路翎曾这样解释自己这样写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寻求而且宝贵”着“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他不再满足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博大悲悯，而“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路翎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对于人的灵魂的探寻中去，使得长久以来埋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情感与理性冲突的火花得以闪现出来，丰富了现代文学对于人（尤其是下层劳动者）的心灵世界的描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强度”。
路翎笔下的人物都带有一种强烈的浮雕感，线条粗犷、动作僵硬，缺乏现实人物的纤巧、灵敏与情味。每个人在生存的苦难中都表现出“拉奥孔”式的痛苦、绝望与疯狂。
路翎的作品大都是悲剧性的，但是作品中又透出一种乐观的力量，即使在最阴暗的情境中，也腾跃着一种征服的激情与豪迈。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现实人生中的失败者，但面对现实人生的绝望，他们又无一不是为“理想”而战的斗士，他们“也许是负担了在别人看来是失败的结果，可是战斗即胜利”.这种“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以各种形态体现出来，表达了路翎反抗绝望的姿态。
主题的“疯癫”与叙述的“疯癫”在路翎的小说中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路翎是用叙述的“疯癫”在表现主题的“疯癫”。
路翎把一切诗的、散文的技法嵌入小说，句子成分也在中西语法的边缘无节制地膨胀。路翎的语言有些冗长与繁琐，我们在这里看出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沉重。路翎的小说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
路翎的语言还有一种焦灼感与芜杂感。在路翎的小说中，个体生命的争斗不仅停留在外在的行动中，同时灵魂的深处亦有血淋淋的谋杀与吞噬。整部作品就如一座巨大的舞台，充斥其间的是紧张的激情与冲突。冲突蕴藏在每一个瞬间。由冲突而危机进而情感迸发，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人物行为大起大落，情绪跌宕起伏，造成人物关系和场面的极度紧张。路翎特别擅长描写人物的瞬间心理和瞬间心理的变化，追求人物心理变化的幅度、速度和强度。比如在《燃烧的荒地》中，郭子龙先是公开宣称要向地主吴顺广复仇，但过不了多久，他居然又成了吴顺广的帮凶。有一次他到寺庙里，非常虔诚地想当和尚，但忽然又转到恶意的嘲弄和尚。这种心理的巨大转折被路翎写得丝丝入扣。
路翎似乎急切地寻求着最富表现力的表达方式。但语言在五光十色的客观世界面前总显出无能的窘相。路翎似乎也感到无力用语言将自我心中的感触精确完美充分地表达，于是焦灼、反抗，当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中时，语言之流便汩汩滔滔，裹挟着珍珠与泥沙，以不可阻遏之势倾泻而下。激情掩盖了无能，芜杂代替了精确，从中我们体味到现实人生的深邃、博大，如海洋般无际无涯，但另一方面，难以把握的困惑也随之而来。人们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的任何一种情绪、意象，因为在你把握了一种之后，必然会在同一部作品中发现与之相矛盾的同体异质。这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原生态，是超乎于批判现实主义典型观的一种艺术美学。它是由路翎内在的艺术气质决定的。
路翎的小说语言不像萧红的《呼兰河传》那样抒情而感伤，他似乎不是用笔在描写他的人物，而是用鞭子在抽打他的人物，把他的人物抽打得满身血痕。冗长的句子是鞭子的长度，贬义的词句是鞭子上的毒刺。你看他这样描写一个人的吃饭：
他底方正的大黑嘴发出粘腻的大声，可怕地咀嚼着：他底红色的大舌头送出唾液来，舔着碗边，舔着嘴唇，象一头野兽在舔着骨头。在桌子底下他底腿不住地因肉体底兴奋而颤抖，使得黑娃子恐惧会有一个爆栗要落到自己额上来，不安地把屁股向凳子底另一端移动。
路翎追求的是粗犷的力之美，沉重的情感份量和激荡的心理狂潮。路翎在创作中是提倡战斗的热情的，他说：“万物静观皆自得，我们不要，因为它杀死了战斗的热情。将政治目的直接地搬到作品里来，我们不能要，因为它毁灭了复杂的战斗热情，因此也就毁灭了我们底艺术方法里的战斗性。”在他的笔下，京派作家那种明心见性的静观的审美态度，以及冲淡、明净、节制、圆润的笔情墨韵，已经荡然无存。他牺牲了艺术上的空灵和精致，换取了犷野雄放，元气淋漓。正如胡风所说：
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底创作方法上的特点。他不能用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底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底表情，每一个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
李健吾这样形容路翎的风格：
路翎先生让我感到他有一股冲劲儿，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他有一股拙劲儿，但是，拙不妨害冲，有时候这两股力量合成一个，形成一个高大气势，在我们的心头盘桓。
路翎的作品在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青年给路翎写信，信中这样说：“路翎先生，你底火辣辣的热情，你底充沛的生命力，你底精神世界的追求力，拥抱力，惊人地震撼了求进步的青年人的心。”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田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作者的自我改造过程，会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年时，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认为路翎硬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了工人农民心里去。胡绳对路翎小说的心理描写特色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于一切市侩。”
二是批评路翎小说主题。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着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胡绳认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溃’，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
在4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即要求文学表现人民群众，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在这种文学规范的对照下，中共主流批评家批评路翎丑化了人民，提倡的是个人主义，赞扬的是个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学的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这个剧本描写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护厂斗争。题材、主题都是无可挑剔的。剧本送到文艺处，大家一致说好，可是要上演时却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对到底怎么修改，上面既无具体意见，又没有明确的标准。路翎从5月改到10月，依然没有通过。
这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1950年，路翎调到北京。但这个剧本最终还是没有上演。
路翎积极反映新生活，歌颂新时代，又写了《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两个剧本也没有得到公演的机会。
路翎有着非常纯洁的品质。1952年，实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仍领以前供给制时的二十元工资。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钱。
但是，路翎不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结果搞得作家手足无措。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后来后写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的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把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运动到安全的后方。作品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以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巴人高度评价《初雪》。巴金曾有这样的回忆：“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上的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
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路翎的文学信念是坚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冲劲，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著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路翎在文章中说：“由于这种横暴的气势，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的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以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气、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
其实，批评路翎目的并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风。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阵营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在胡风冤案中，舒芜是一个关键人物。舒芜是路翎的好友。原名方管。桐城方家的后裔。曾经介绍路翎到中央政治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人一起谈论哲学问题。《论主观》就是路翎推荐给胡风的。但是，舒芜在解放后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公开卖友求荣。后来又公开发表了胡风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使得胡风一案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
路翎本来还写了一部长篇《战争，为了和平》。但未及发表，便于1955年6月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质刚烈，性格刚硬。他夫人后来说：“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路翎对强加于身的罪名无法接受。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审讯他的人是特务、混蛋。直至吵闹冲突，被捆绑近来关入黑屋子里。在单身监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头撞墙。路翎先被关了10年，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路翎感到绝望，精神从此变得失常。每日被施以电疗，还服用药物冬眠灵，为的是抑制狂燥的心情。电击和药物极大地损害了路翎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他头脑变得反应迟钝，整个人从此有点痴痴呆呆。1975年路翎出狱。参加劳改，发配在街道扫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钱都拿来买酒喝。什么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让他上街买酱油，他买回来的还是酒，酒精也损害了他的大脑，路翎已经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仍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
这时路翎已经57岁，从32岁被关进监狱到57岁平反，人生创造力最强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消耗了。当年那个英俊的、智慧的、激情的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路翎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擅长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聂绀弩曾说：路翎是个美男子。但是现在曾经大而明亮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曾经热情洋溢的表情变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学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此后路翎曾逐步恢复了一些文学才能，重新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华横溢的路翎了。
1994年2月12日，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厅中突然摔倒，因脑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是一个洋溢着艺术天才的作家。17岁就闯入文坛，写短篇、写长篇、写中篇，写剧本、写批评，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创作高峰时，却被毁灭了。不过他的天才曾经闪光，就像一颗流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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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1923
民族：汉族
作家。原名徐嗣兴。江苏南京人。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1955年因受胡风冤案牵连，错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1980年平反，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路翎：一个疯狂的文学天才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作家中，路翎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路翎（1923—1994），原籍苏州，出生在南京。原名徐嗣兴，2岁时生父就病故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从舅姓。路翎的外公家是苏州巨富，童年路翎经常在外公家生活。耳闻目睹舅妗一辈争夺家产，为他日后创作著名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留下了痛切的生活和情感的积累。路翎曾向胡风倾诉：“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有绰号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匆匆度过的。”
路翎小时候就在作文上表现出了天赋。“7岁时，老师几次赞美我的作文，还在课堂上亲自朗读我的作文，我便更爱好作文了，而且开始读许多的故事书和课外书，这更加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路翎少年时代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1935年入江苏省立江宁中学后，常读上海文学杂志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但是，路翎的求学道路并不平坦。1937年冬天，路翎随家入川，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但因思想左倾，在高中二年级时，被学校开除。年仅十六岁的路翎就离开了学校。路翎没有完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是他读过的文学书籍却比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多得多。
1938年，路翎写了一首长诗《妈妈的苦难》，向胡风主编的《七月》投稿，没有发表，但他得到了胡风的鼓励。1939年，路翎的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之后》被胡风采用。发表在1940年的《七月文丛》。这时用“路翎”作笔名。（他之所以用“路翎”做笔名，是为了纪念初恋对象李露玲。）
《要塞退出之后》写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江南前敌要塞在撤退中，军事长官张皇失措，溃不成阵。年轻的沈三宝在战争初期也是非常怯懦，但在与敌人遭遇时反而激发了战斗的意志，两次打死日本骑兵，又枪杀了有汉奸嫌疑的金主任，但最后他却被本连执行军纪的人无罪诛杀。这篇作品自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结实和力度，但是它在略嫌浮躁紊乱的描写中，已经初步透露出路翎善于刻画动荡环境中人物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的艺术才华。
这篇小说使路翎结识了胡风。胡风曾回忆他和路翎见面时的情景。“约来见面以后，简直有点吃惊：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很腼腆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年轻、纯朴、对生活极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谈起来很生动。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好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
1940年，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的天府煤矿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干一些记帐、填表的杂务。路翎由此接触到矿工的生活，写了一系列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看见了矿工们住破工棚、衣衫褴褛或赤身露体地下矿井，耳闻目睹了矿井塌方、涌水和瓦斯爆炸等惨状，“看见了它底轰闹的，紊乱的，拼命求生的景状，和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底悠闲和漠不关心”，他以一种扰动不安的悲悯情怀注视着这些“把人弄得比畜生还不如”的矿区社会，创作了《家》、《祖父的职业》、《何绍德被捕了》、《卸煤台下》等反映矿区生活的作品。这些创作是如此逼真，以致于有人认为路翎“学生出身，当过矿工”。
在矿区人物的描写中，路翎发现了两类人物：农民型工人和流浪汉型工人。前者性格于诚实中带点卑怯，做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了的乡土的和家庭的梦。后者性格于强悍中带点野性，有时甚至带点无法无天的邪恶感，在放荡不羁的行为做派中散发着生命的强力。路翎同情前者，却更倾心后者。
1942年，丰厚的矿区生活积累使路翎开始进入创作高潮。4月，他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此时还不到20岁。
《饥饿的郭素娥》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美丽而强悍的妇女郭素娥的悲剧命运。郭素娥因逃荒遇匪被一个衰老的鸦片鬼收容为妻，她在矿区摆香烟摊位，她渴求幸福，疯狂地爱上了凶猛、冷酷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张振山是一个乖戾的流浪汉，对恶浊的社会投以恶毒的藐视和严冷的憎恨，他与郭素娥的爱也是毒辣的，声称不能“被一个女人缠在裤带上”，又严防拘谨、怯懦的农民式工人魏海清染指于她。他对郭素娥说：“像我这样的男人是一个不顶简单的东西，我从里面坏起，从小就坏起，现在不能变好，以后怕当然也不能。”致使郭素娥在阴沉的鸦片鬼家中，绝望地叫出：“有哪一个能救出一个我这样的女人呀！”矿区的上层社会也把她视为堕落的女人，最后当她反抗被贩卖，要求主宰自己的命运时，被丈夫伙同流氓迫害而死。张振山则远走高飞，魏海清与流氓恶斗，并在酒馆和新年舞龙赛会上，发泄着满腔的屈辱和悲伤。
这是一部充满心理性格之力度的作品，它通过一个受着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的煎熬，而又始终固执、并且绝望地追求生命价值的女人，牵连着一个流浪汉型的工人和一个农民型的工人，在他们的性格碰撞中，几乎不知节制地迸射出所谓原始强力的生命火花。在强度性格碰撞中，作家以主观的热情突入人物心灵搏斗之间，完成了一个既是性格的和心灵的，又是社会和命运的，浓重得令人窒息的悲剧，从而控诉了那个“把人烧死，奸死、打死、卖掉”的野蛮社会。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路翎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明：“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
胡风对这篇小说非常欣赏，他说：“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的步调前进，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
批评家邵荃麟，为一个二十岁的作家能写出如此有力的作品而惊诧，他这样称赞这篇小说：
“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对于客观现象的描写和分析，或者单纯地用科学方法去剖析和指示社会的现实发展，而必须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发掘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具体的关系，而从这种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确证这真实人物的存在，并且因为这样，这些人物的一切必须融合在作家的自身底感觉和思想感情里，才能赋予他们以真实的生命，那末我以为路翎的这本《饥饿的郭素娥》，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可以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出一道鲜明的光彩。当我初读了几章过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1942年，路翎“和所里的恶狗打了架，他压我，我回击，我伤了脑壳，他伤了眼角，一起滚蛋”，失去了稳定清净的工作环境。后经朋友舒芜介绍，路翎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当助理员。1943年，又辞去图书馆职务，经继父介绍，到北碚经济部燃料管委会工作，当办事员。1944年8月15日与电台报务员余明英结婚。据路翎后来的学生说：“他的夫人苗条，大方，漂亮。同学们见了，窃窃耳语，说作家的妻子这么美。”两人后来相濡以沫度过一生。
从踏足文坛起，路翎就开始断断续续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写完后交给了胡风。但是稿子在战争中丢失。路翎并不气馁，而是以惊人的毅力重写。1945年7月，当重新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即将出版时，胡风极其庄严地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上半部写苏州巨富蒋捷三家族的崩溃。这个封建大家庭出了叛逆子弟蒋少祖、蒋纯祖，而出身于大讼师之家的长媳金素痕，阴险毒辣地掠走了蒋家的财富，一面与蒋家兴讼，一面过着淫荡的生活。以至气死蒋捷三，逼疯蒋蔚祖。
小说的下半部，写这个大家庭释放出来的精灵，写蒋家儿女们在抗战期间聚散无常的生活道路和心灵轨迹。主要描写蒋纯祖逃离危城南京，沿长江漂泊到重庆和四川农村所经历的四处碰壁、鲜血淋漓的心灵搏斗历程。他很像蒋少祖，但他又超越了蒋少祖，当蒋少祖追逐权力，当了参议员，在旧诗和宋明版本中寻找灵魂的静穆的时候，他却宣称青春是壮阔的，苦闷才能爆发革命与艺术，始终不苟同于污浊的流俗和僵硬的教条，而企图“在自己内心里找到一条雄壮的出路”。他在五四过后近二十年，重提五四时代的历史命题，强调“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没有人底觉醒，至少我是找不到。”在武汉到重庆的演剧队中，他以这种苦闷的个性，与小集团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暴躁的争辩。在四川穷乡僻壤的小说，他又以这种孤傲的个性，向宗法制农村的冷酷和愚昧挑战。蒋纯祖始终处在“独战多数”和“困兽犹斗”的激昂而狼狈的处境之中，最终病死。
路翎和他笔下的人物一道，“举起整个生命在呼唤”，从而创造了一批异常复杂的在痛苦中打滚和行进的生灵，创造了一种巨浪狂潮、大起大落、瞬息之间发生激烈的情绪转折和神经颤动的心理描写艺术，创造了一首激越而浑浊、痛苦而悲怆的心灵交响曲。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颠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对如何写农民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曾经称赞解放区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已经获得实在的成功”，但是他又从另一种思路上提出问题：“试想一想，旧的家庭社会出身的贫农的王贵，身受地主底残酷的压迫，同时也负担着旧社会、旧经济形态底人生观和感情的重担，在投向革命进而坚持的革命的过程中，应该有怎样强烈的自我斗争？然而王贵却是在那么简单地一直向前了。”路翎认为，解放区的作品在表现农民时，过于简单化。没有看到农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表现农民激烈的心理搏斗。因此，他的作品着力于表现这两个被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所忽略的主题。
《罗大斗底一生》写了一个奴才的性格史。罗大斗是一个由破落子弟堕落而成的游民。他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一个站在街头欺凌他人的男子。但是这个社会也存在着一条以强凌弱的法则。使这个破落子弟三番五次地在社会的污泥和心灵的污泥中打滚。他偷了穷苦邻居的剪刀，对方赶来追查时，他却颤抖着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事后对着枯树挥起剪刀，大耍光棍的威风。他行窃遭打，逃入荒山，却在除夕僻静的街头上，用石头打死向他讨钱的冻馁的乞丐。这是一个向强者屈膝、又向弱者耍横，被黑暗吞没、自己又制造黑暗的堕落了阿Q，一个乡村下流社会无可救药的渣滓。最后，他被财主捆去当壮丁，撞死在瓦砾场的石头上。小说的题记，引用了拜仑的诗句：“他是一个卑劣的奴才，鞭挞他呀，请你鞭挞他！”这篇小说相当典型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王炳全底道路》则表现了一个农民的心灵搏斗。
农民王炳全被小财主的姑父张绍庭用作儿子的替身当了兵，他染病被弃，在远方的城市当了五年工人，终于回到了家乡草鞋场，但是，故家已经是土屋倒塌，荒草塞门，张绍庭则侵吞了他的田地。又在他的小女儿死后，做主把他的妻子左德珍改嫁给忠厚的佃农吴仁贵。王炳全像一头包怒的野兽，去找张绍庭算帐，但是看见张绍庭已经变成一个孤单、病弱的老人，到底还是伸不出手去扼他的咽喉。他向张绍庭讨回一些田地费，到酒馆买醉，然后揣着尖刀去找吴仁贵。但是他看见左德珍和吴仁贵亲亲热热地牵着牛回来，他绝望地感到，这个女人已经属于另一种生活了。他沉溺于赌窟酒馆，以粗野的哄笑，放肆地嘲弄着自己秘密的痛苦，他酩酊大醉，打了这个老人一拳，致使这个老人中风而死，他给镇长递了五万元的包袱，被关押三天就释放了。他在草鞋场无法立足，听到左德珍在吴家快乐的唤猪声，不愿扰乱他们宁静的生活，毅然离乡，重新踏上了流浪的旅途。
王炳全在失去了诸如土地、家庭、妻子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后，在重重灾难的堆积下舔着自己鲜血淋漓的精神创口。经过痛苦的心灵搏斗，终于艰难地突破了精神奴役的重围。路翎以高强度的心理解剖艺术，使王炳全在一己的恩仇中，孤独地挣扎着，奔突着，情绪沿着悲愤、绝望、沉沦、报复、悔恨的高频率曲线颤抖着，终于扣开了一个农民的较为宽广的心胸，看取“世界上总有我的路”，从而把宁静的团圆留给邻人、不是“简单地一直向前”，而是负着残缺的痛苦去开拓新的生命形式。
路翎的这一思考接通了当时胡风提出来的“精神奴役创伤”与“主观战斗精神”这两个命题。胡风是路翎一生最亲密的导师和友人。
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中，胡风谈到“人民”这一概念时说：“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胡风认为，鲁迅的阿Q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是因为他“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对五四以来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启蒙主义传统是非常珍视并竭力主张发扬的。他多次强调鲁迅的启蒙文学思想，即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证明启蒙任务没有完成，文学“揭病”与“救治”的精神改造作用仍需强调和重视。胡风特别推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精神奴役的创伤。通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呼吁个性解放，摆脱精神奴役。
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一方面是指，创作过程必须是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是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深入观察并反映生活的过程，反对客观主义和公式主义。另一方面是指，作家要发扬主体性，要把个性解放的命题贯彻到文学创作中。
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创作启发了胡风的理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的。
路翎不断地发表小说，在沉寂的大后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惊喜。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曾经称路翎为中国“未来的左拉”。其实更准确的称呼是，路翎是中国“未来的罗曼·罗兰”，他的创作手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相似。用胡风的话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
《路翎小说选》的编者朱珩青所这样评价路翎的小说：“这小说是别一种声音。”路翎的小说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般作品，他的近于残酷的灵魂的拷问与“歇斯底里”的变态情绪，常使读者痛苦不已，进而“废书不观”。
我们读路翎的小说，会发现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有点神经质，其性格和心理是不稳定的，甚至都有点疯狂与变态。
比如在《蜗牛》中，乡村贫苦女人秀姑突然遭到了丈夫的毒打，路翎这样描写秀姑的心情。
在黄述泰的拳头的闪耀下，秀姑看见了淡蓝色的天空，并看见了一只云雀轻盈地翔过天空。秀姑看见，于是凝视，觉得神圣。秀姑咬牙打颤，挣扎着，企图使丈夫注意阳光和天空。而领受她心中的严肃和怜惜。在她的痛苦中，她是得到了虔敬的感情。
她停止了挣扎。黄述泰放开她的时候，她闭上眼睛，躺在荆棘上，觉得为了她所受的苦，那个温柔、辉煌、严肃的天空是突然降低，轻轻地覆盖了她。她觉得云雀翔过低空，发出歌声。
在她嘴边出现了不可觉察的笑纹。
有人曾经指责路翎所塑造的形象“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导致这种精神变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外力的打击，如被抓壮丁的王兴发；有的是因为内在的欲求，如县政府的录事王静能；有的是因为恋爱的苦痛，如追求线铺姑娘王淑珍而不得的程登富；还有的是因为恶毒的复仇，如王炳全和郭子龙……于是在求生本能的压迫下，
这些人便开始了向生存境遇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个体生命向自身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挑战，双方力量悬殊。一种巨大得超乎个体生命想象之外的力量沉重地压来，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人性深层不堪重负的裂变。它们往往以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所要对抗的是那无边无际的绝望与虚空，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
路翎说他“不喜欢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写”，并说他笔下的“自发性的反抗与自发的痉挛性（即使是潜伏的意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它是可宝贵的事物，而且，在黑暗的重压下，更是这样的”。当人们责备作者主题思想“不健康”，认为中国人民是没有这些的时候，他肯定地回答说：“我认为是有这些的。”胡风在与路翎的谈话中也曾指出：“民族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的，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人们是理智的。”
路翎曾这样解释自己这样写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寻求而且宝贵”着“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他不再满足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博大悲悯，而“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路翎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对于人的灵魂的探寻中去，使得长久以来埋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情感与理性冲突的火花得以闪现出来，丰富了现代文学对于人（尤其是下层劳动者）的心灵世界的描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强度”。
路翎笔下的人物都带有一种强烈的浮雕感，线条粗犷、动作僵硬，缺乏现实人物的纤巧、灵敏与情味。每个人在生存的苦难中都表现出“拉奥孔”式的痛苦、绝望与疯狂。
路翎的作品大都是悲剧性的，但是作品中又透出一种乐观的力量，即使在最阴暗的情境中，也腾跃着一种征服的激情与豪迈。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现实人生中的失败者，但面对现实人生的绝望，他们又无一不是为“理想”而战的斗士，他们“也许是负担了在别人看来是失败的结果，可是战斗即胜利”.这种“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以各种形态体现出来，表达了路翎反抗绝望的姿态。
主题的“疯癫”与叙述的“疯癫”在路翎的小说中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路翎是用叙述的“疯癫”在表现主题的“疯癫”。
路翎把一切诗的、散文的技法嵌入小说，句子成分也在中西语法的边缘无节制地膨胀。路翎的语言有些冗长与繁琐，我们在这里看出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沉重。路翎的小说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
路翎的语言还有一种焦灼感与芜杂感。在路翎的小说中，个体生命的争斗不仅停留在外在的行动中，同时灵魂的深处亦有血淋淋的谋杀与吞噬。整部作品就如一座巨大的舞台，充斥其间的是紧张的激情与冲突。冲突蕴藏在每一个瞬间。由冲突而危机进而情感迸发，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人物行为大起大落，情绪跌宕起伏，造成人物关系和场面的极度紧张。路翎特别擅长描写人物的瞬间心理和瞬间心理的变化，追求人物心理变化的幅度、速度和强度。比如在《燃烧的荒地》中，郭子龙先是公开宣称要向地主吴顺广复仇，但过不了多久，他居然又成了吴顺广的帮凶。有一次他到寺庙里，非常虔诚地想当和尚，但忽然又转到恶意的嘲弄和尚。这种心理的巨大转折被路翎写得丝丝入扣。
路翎似乎急切地寻求着最富表现力的表达方式。但语言在五光十色的客观世界面前总显出无能的窘相。路翎似乎也感到无力用语言将自我心中的感触精确完美充分地表达，于是焦灼、反抗，当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中时，语言之流便汩汩滔滔，裹挟着珍珠与泥沙，以不可阻遏之势倾泻而下。激情掩盖了无能，芜杂代替了精确，从中我们体味到现实人生的深邃、博大，如海洋般无际无涯，但另一方面，难以把握的困惑也随之而来。人们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的任何一种情绪、意象，因为在你把握了一种之后，必然会在同一部作品中发现与之相矛盾的同体异质。这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原生态，是超乎于批判现实主义典型观的一种艺术美学。它是由路翎内在的艺术气质决定的。
路翎的小说语言不像萧红的《呼兰河传》那样抒情而感伤，他似乎不是用笔在描写他的人物，而是用鞭子在抽打他的人物，把他的人物抽打得满身血痕。冗长的句子是鞭子的长度，贬义的词句是鞭子上的毒刺。你看他这样描写一个人的吃饭：
他底方正的大黑嘴发出粘腻的大声，可怕地咀嚼着：他底红色的大舌头送出唾液来，舔着碗边，舔着嘴唇，象一头野兽在舔着骨头。在桌子底下他底腿不住地因肉体底兴奋而颤抖，使得黑娃子恐惧会有一个爆栗要落到自己额上来，不安地把屁股向凳子底另一端移动。
路翎追求的是粗犷的力之美，沉重的情感份量和激荡的心理狂潮。路翎在创作中是提倡战斗的热情的，他说：“万物静观皆自得，我们不要，因为它杀死了战斗的热情。将政治目的直接地搬到作品里来，我们不能要，因为它毁灭了复杂的战斗热情，因此也就毁灭了我们底艺术方法里的战斗性。”在他的笔下，京派作家那种明心见性的静观的审美态度，以及冲淡、明净、节制、圆润的笔情墨韵，已经荡然无存。他牺牲了艺术上的空灵和精致，换取了犷野雄放，元气淋漓。正如胡风所说：
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底创作方法上的特点。他不能用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底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底表情，每一个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
李健吾这样形容路翎的风格：
路翎先生让我感到他有一股冲劲儿，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他有一股拙劲儿，但是，拙不妨害冲，有时候这两股力量合成一个，形成一个高大气势，在我们的心头盘桓。
路翎的作品在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青年给路翎写信，信中这样说：“路翎先生，你底火辣辣的热情，你底充沛的生命力，你底精神世界的追求力，拥抱力，惊人地震撼了求进步的青年人的心。”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田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作者的自我改造过程，会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年时，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认为路翎硬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了工人农民心里去。胡绳对路翎小说的心理描写特色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于一切市侩。”
二是批评路翎小说主题。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着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胡绳认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溃’，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
在4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即要求文学表现人民群众，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在这种文学规范的对照下，中共主流批评家批评路翎丑化了人民，提倡的是个人主义，赞扬的是个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学的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这个剧本描写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护厂斗争。题材、主题都是无可挑剔的。剧本送到文艺处，大家一致说好，可是要上演时却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对到底怎么修改，上面既无具体意见，又没有明确的标准。路翎从5月改到10月，依然没有通过。
这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1950年，路翎调到北京。但这个剧本最终还是没有上演。
路翎积极反映新生活，歌颂新时代，又写了《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两个剧本也没有得到公演的机会。
路翎有着非常纯洁的品质。1952年，实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仍领以前供给制时的二十元工资。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钱。
但是，路翎不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结果搞得作家手足无措。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后来后写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的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把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运动到安全的后方。作品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以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巴人高度评价《初雪》。巴金曾有这样的回忆：“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上的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
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路翎的文学信念是坚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冲劲，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著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路翎在文章中说：“由于这种横暴的气势，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的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以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气、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
其实，批评路翎目的并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风。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阵营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在胡风冤案中，舒芜是一个关键人物。舒芜是路翎的好友。原名方管。桐城方家的后裔。曾经介绍路翎到中央政治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人一起谈论哲学问题。《论主观》就是路翎推荐给胡风的。但是，舒芜在解放后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公开卖友求荣。后来又公开发表了胡风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使得胡风一案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
路翎本来还写了一部长篇《战争，为了和平》。但未及发表，便于1955年6月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质刚烈，性格刚硬。他夫人后来说：“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路翎对强加于身的罪名无法接受。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审讯他的人是特务、混蛋。直至吵闹冲突，被捆绑近来关入黑屋子里。在单身监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头撞墙。路翎先被关了10年，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路翎感到绝望，精神从此变得失常。每日被施以电疗，还服用药物冬眠灵，为的是抑制狂燥的心情。电击和药物极大地损害了路翎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他头脑变得反应迟钝，整个人从此有点痴痴呆呆。1975年路翎出狱。参加劳改，发配在街道扫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钱都拿来买酒喝。什么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让他上街买酱油，他买回来的还是酒，酒精也损害了他的大脑，路翎已经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仍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
这时路翎已经57岁，从32岁被关进监狱到57岁平反，人生创造力最强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消耗了。当年那个英俊的、智慧的、激情的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路翎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擅长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聂绀弩曾说：路翎是个美男子。但是现在曾经大而明亮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曾经热情洋溢的表情变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学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此后路翎曾逐步恢复了一些文学才能，重新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华横溢的路翎了。
1994年2月12日，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厅中突然摔倒，因脑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是一个洋溢着艺术天才的作家。17岁就闯入文坛，写短篇、写长篇、写中篇，写剧本、写批评，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创作高峰时，却被毁灭了。不过他的天才曾经闪光，就像一颗流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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