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一、大学
　　二、校长
　　三、传道
　　四、为学
　　五、纯儒
　　六、博雅
　　七、国粹
　　八、知史
　　九、文学
　　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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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世存，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自2001年起，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类人孩》等多种著作。

　　相较于《非常道》一书，在显现近代历史复杂面相的同时，《常言道》将这种近代资源的学术化运用更加具体，它的主题更鲜明，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实用性，更面向大众，它是借重新定位与申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使其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读史为用，正是作者良苦用心之所在，也是作者余世存最新转型的一次努力。本书条分缕析出三十三个大类，计有：大学、校长、传道、为学、纯儒、博雅、国粹、知史、文学、诗人、新闻、行知、直言、棒喝、苦痛、临难、绝命、先觉、革命、战事、刺客、军阀、赤子、为政、爱国、狷狂、僻怪、修为、气度、风骨、婚恋、书呆、逸事。这差不多就是中国近代史遗留给今天的最宝贵的财富。
　　《非常道》出版之后，引来众数读家和媒介侧目。读史有方法，玩索有兴味。作者自身经验：遍观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挟之余，每成一则，不独欣然成诵，辗转反侧，更可以反复征引，和其他无数的历史细则，相与沟通并互见发明。此中之苦乐砥砺自知，心中块垒或为之高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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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学
　　二、校长
　　三、传道
　　四、为学
　　五、纯儒
　　六、博雅
　　七、国粹
　　八、知史
　　九、文学
　　十、诗人
　　十一、新闻
　　十二、行知
　　十三、直言
　　十四、棒喝
　　十五、苦痛
　　十六、临难
　　十七、绝命
　　十八、先觉
　　十九、革命
　　二十、战事
　　二十一、刺客
　　二十二、军阀
　　二十三、赤子
　　二十四、为政
　　二十五、爱国
　　二十六、狷狂
　　二十七、僻怪
　　二十八、修为
　　二十九、气度
　　三十、风骨
　　三十一、婚恋
　　三十二、书呆
　　三十三、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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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世存，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自2001年起，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类人孩》等多种著作。

　　相较于《非常道》一书，在显现近代历史复杂面相的同时，《常言道》将这种近代资源的学术化运用更加具体，它的主题更鲜明，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实用性，更面向大众，它是借重新定位与申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使其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读史为用，正是作者良苦用心之所在，也是作者余世存最新转型的一次努力。本书条分缕析出三十三个大类，计有：大学、校长、传道、为学、纯儒、博雅、国粹、知史、文学、诗人、新闻、行知、直言、棒喝、苦痛、临难、绝命、先觉、革命、战事、刺客、军阀、赤子、为政、爱国、狷狂、僻怪、修为、气度、风骨、婚恋、书呆、逸事。这差不多就是中国近代史遗留给今天的最宝贵的财富。
　　《非常道》出版之后，引来众数读家和媒介侧目。读史有方法，玩索有兴味。作者自身经验：遍观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挟之余，每成一则，不独欣然成诵，辗转反侧，更可以反复征引，和其他无数的历史细则，相与沟通并互见发明。此中之苦乐砥砺自知，心中块垒或为之高筑，或为之浇析，曼殊上人和绀弩散人都曾为此“无端狂笑无端哭”。吾人以史为教，西人更有所谓读史使人明哲、在此跳舞等说，历史既为材料，又为形式质地，跟人心相遇，有感即通，确凿可以成全有质地之新人。是以教化教育教学革新之道，莫过于回向历史：《非常道》出版后，跟风不断，可谓明证。余既始作其俑，难免龙种之望，而打扮历史无知历史之投机取巧人格，仍充斥市场，感慨系之，因再秉杂糅并举之余绪，更出机杼，作《常言道》一书，体例翻新，条陈细察，涓滴申说。为吾人近代史再三复意。读家或可哂察。
　　通者，有不可言言则非常之道，则必有老生常言言则平易悠远之道。道可常言者，则可以致精微，可以通广大。小德川流，大德软化（冯友兰语）。此本书所以用心者也，存鉴揽照，目击心悟，所谓证道，无处不在。
　　通之体，可以为经，为史，为传统；道之用，则惟务在人。我国人向来视大等为大人成人君子之教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现代教育之关键，同样利在大学，利在大学之人格校长，利在传道，利在为学，利在博通，利在独立，利在自由。一以贯之,则任持绝学，人格高标，如何做人，如何警君子，如何做学问，历历在目。又，或则培育现代识见及训练（蔡元培语），或则助学生走路（梁漱溟语），或则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语）。要之，则又如竺可桢所倡通才教育，惟有通中国语文，通此随处流衍之人文精神，方可接续烟火，方可拯危难于既颓，方可于非常之时，有以“一死而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寅恪语）。读书治史，感同身悟，见不及此，实乃蠹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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