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老一生心胸坦荡，处事豁达。二○○七年春，他就要满九十九岁了。虽然二○○六年冬天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医院，大家都有些担心，毕竟他年事已高。但我认为他身体一直很好，能够闯过这一关，活过百岁是没有问题的。
谁知天违人愿，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一波同志竟然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令我感到突然、震惊，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冷静下来，我不能不面对这一令人悲痛的事实：薄老真的走了。于是，我立即准备去北京，为他老人家送行。可是，医生却说我此时不宜外出，因为我已年近八十，又患有多种疾病：悲痛与哀伤，更使我病情加重，血压异常。而且，北京正值隆冬严寒，不适宜心血管病患者居留。然而，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们两家半个多世纪的友情来说，还是从我与他的夫人胡明的姐妹情谊来说，我都要见他最后一面。尤其是想到尚奎逝世时，他亲自写来唁电，对我和我的儿女们进行安慰和勉励：还专门派中顾委常委黄镇同志前来南昌悼念，为尚奎送行；在尚奎逝世快到周年的时候，又为怀念尚奎书写了“一生自强不息，举止光明磊落”的题词，对尚奎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想到这一切，更增添了我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的急切心情。然而，疾病却严格限制了我的行动。当时，我的心境坏透了。
儿女们看到我闷闷不乐、烦躁不安的样子，便安慰我说：“妈妈，你年纪这么大了，身体虚弱，又有疾病在身，薄伯伯泉下有知，也不会让你去北京参加追悼会的。由我们代表你前去北京悼念伯伯，给他老人家送行吧！”这样，我的大女儿、大女婿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女儿立即启程飞往北京，去参加薄老的追悼会，并按我的嘱咐，一直把他老人家送到了八宝山。当孩子们将这一情况告诉我时，虽然心里得到了一丝宽慰，却仍让我流了好一阵眼泪。
我之所以如此悲痛，是因为我们一家和一波一家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是交往了五十多年的同志和挚友。尚奎和一波夫妇，早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解放以后，来往更多，感情愈深，就像一家人一样。尤其是他对我的几个小孩，更是疼爱有加。他老人家的离去，如同我们家里失去一位亲人，怎能不伤心呢？想起几十年来尚奎和我与薄老、胡明在一起时的一桩桩往事，如同是发生在昨天，那么清晰，那么温馨……
一波和尚奎都是革命老同志，他们的友谊正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信念之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共同事业的热爱、执着与相互支持之中。一波是国务院负责全国经济建设的副总理之一，与尚奎的交往使他对江西更加了解，对江西老区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关爱，对于江西各方面建设事业更加关怀。
解放初期，江西省委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只好在滨江招待所内办公，有的省委书记只能在自己的住房里办公。为了解决省委机关的办公地点，省委领导同志为选址问题忙乎了一阵子。既不能占用民房，又不能和群众争地。经过多次勘察和研究，最后选定在现在的办公楼地址建设。当时，那里除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沙堆，连一棵树一棵草都没有。省委办公楼建起后，干部和职工的住房仍然奇缺。要建房，既缺资金，又缺钢材。资金还可以靠自己慢慢筹集，而钢材属于国家统配物资，需报请上级政府批拨。当时我任尚奎的秘书。一次，我随尚奎去北京开会，他说：”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去找一波，要求他批点钢材，以解燃眉之急。”我带着报告找到了一波，向他汇报了情况。他考虑片刻后，随即给江西省委批了二十吨钢材，这才得以建起三栋宿舍楼，解决了省委干部和职工的住房问题。现在看，二十吨钢材不算什么问题，而在解放初期我国工业生产还很落后，钢材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后来，一波来江西视察工作，认真听取省委和干部的汇报，深入赣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看到江西交通建设非常落后，赣江和章、贡两江桥梁很少，汽车过河主要依靠轮渡，从南昌到赣州要乘好几次船，既缓慢又不安全。一到枯水季节，就更麻烦了。这不但极大地制约了赣南地区和赣江两岸的经济发展，也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于是一波又批给江西一批钢材，使江西陆续建起了赣州西河大桥等项工程，促进了江西的交通运输和生产建设的发展。一波同志为江西办了许多雪里送炭的好事，既是对江西建设的关怀，也是对尚奎工作的支持。尚奎、我及江西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江西省文化部门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要求拨给二十万元人民币，建江西省采茶剧院。采茶戏是江西人民喜闻乐见的剧种，它的《志愿军的未婚妻》的上演，不仅让群众得到一次艺术享受，而且积极配合了抗美援朝运动，受到从群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那时，还没有电视，电影院也很少，看采茶戏就成了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这时的采茶剧院已经十分破烂，存在不少安全隐患：一遇到刮风下雨，群众还要撑着雨伞看戏。而且，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同志经常来江西视察指导工作，业余时间也希望欣赏有江西特色的文化艺术。当时，省委一般都安排他们去观看采茶戏。剧院破旧一点倒也无妨，但尚奎却常为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而担心。一旦倒塌，人命关天呀！所以建个采茶剧院，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但尚奎考虑到中央刚下发文件，严禁建造楼、堂、馆、所，这时候要建省采茶剧院，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再则钱从哪里来呢？尚奎虽然是省委第一书记，也感到十分为难。正好这时中央通知他去北京开会，他叫我把报告带上，借机去找找当时分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当面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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