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一部开山著作，也是一部奠基著作。它初版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以后，以它丰富翔实的资料、严谨精辟的论断，深受学术界的推崇，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同被奉为研治中国通俗文学史的经典著作。迄今近九十年，凡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学人，仍把它作为一本主要的参考书。最近重新翻读此书，想到鲁迅此书在治学精神方法方面，深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下面略述三点。
一、重视做好资料基础工作。我们知道，除《小说史略》之外，鲁迅还辑校编纂过三部有关中国小说的著作，那就是《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它们分别就唐以前的古小说、唐宋文言小说、宋元明以来小说做了深入细致的资料辑集、整理工作，这是《小说史略》写得内容扎实、功夫深厚的一个重要基础。鲁迅从1910年开始辑校《古小说钩沉》，到《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成，经历了十多年，这说明在这一领域有了长期的积累，精心准备和结集，方能产生学术巨著。中国古代小说，从先秦到清代绵延二千年，作品繁富，情况复杂，鲁迅做的又是筚路蓝缕的拓荒工作，自然需要漫长的时间。就我们今天来说，当然不是说做任何一个课题，都需要花漫长的时间，而要看题目的范围大小、已有的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等具体条件。但无论做什么课题，都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不怕花时间气力，摒弃浮躁之心，不片面追求速成，乃是必须努力做到的。
二、创新而不附会。《小说史略》充分体现了“五四”后学人接受西方文艺新思潮后的创新精神。在宋元明清的封建时代，尽管写小说的作者颇多，但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通俗性作品，经常受到政府和正统文人的轻视、贬斥，清代编《四库全书》，广泛收集四部书籍，但摒弃通俗性的小说、戏曲不收，前此关于小说、戏曲的论述，也常常是零碎的。因此，鲁迅下大功夫编著这样一部系统的《小说史略》，就是一件富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书中各方面的论述，也大抵从材料出发，中肯精警，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到处洋溢着接受西方文艺思潮后的新观点，而与某些观点陈旧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精神面貌迥然不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鲁迅又不是为了刻意求新，勉强运用西方的一些学说来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解释。例如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当时已颇为流行，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正是介绍此类学说的。他的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写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也受到此类学说影响，但《小说史略》全书没有出现这种迹象。《补天》是小说，写故事新编，不妨驰聘想象，放开地写；《小说史略》乃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更应当注意实事求是，避免牵强附会，这也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学习的。
三、谦逊不自满。《小说史略》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奉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力作。但鲁迅于此并不自满，常常注意到此书的阙失与未备之处。他在1924年3月所写的此书后记中，就说起《后水浒传》作者“雁宕山樵陈忱孕遐心，胡适为《后水浒传》考得其事尤众”，“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又说“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传访”。他在1930年11月所写的此书题记中，更谦称此书为“陈言”、“瓦釜”，并希望后来者能在这方面写出“杰构”。鲁迅在其他文章中，也常有对《小说史略》的补充之言，此处不赘。应当说，《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一部具有经典性质的“杰构”，著者如此自谦，更令人起敬。反观今日学术界，有的人写出一两部著作就洋洋自得，自以为高人一等，如以鲁迅的话自照，宁能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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