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思想·权力：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之比较研究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对以往研究的学术考察
　　三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四 “比较思想”研究方法的反思
　　五 比较研究的时段选择
　　六 本书拟突破的重点和难题
　　第一部分 学东渐与中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变动
　　第一章 西力东侵与中日两国的初期回应
　　一 东亚文明结构系统内的中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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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毅鹏，1963年生于吉林市现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系主任，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国家MSW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曾被评为“宝钢优秀教师”（2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6），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等，已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单位社会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合著）、《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学术著作，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勃兴以来，中外比较研究开始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一时间中外比较类著述不断问世。其中既有宏观比较，又有微观比较；既有整体比较，又有局部比较；既有同时代比较，又有跨时代比较；既有单一学科比较，又有跨时代比较，等等，可谓层次繁多，门类齐全。而且，不仅有整体中西比较，更有国别类的中美、中日等比较研究，几乎令人目不暇接。这些论著，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对于国人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及其相互沟通，不无裨益。但从中西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原则来看，在观察中西文化的差别性和同一性的过程中，比较研究如何抛开支流末节，抛开偶然性的枝节之论，使比较研究的视线真正聚焦在带根本性、普遍性的关键问题上，从而触及中西文化“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写出既有功力，又能发人深省的论著，则并不多见，或者几乎是凤毛麟角。有些所谓的比较研究或流于形式，或失于肤浅，甚或得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结论，作出幼稚荒唐的判断，令人不能卒读。田毅鹏先生《知识·思想·权力--中日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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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对以往研究的学术考察
　　三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四 “比较思想”研究方法的反思
　　五 比较研究的时段选择
　　六 本书拟突破的重点和难题
　　第一部分 学东渐与中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变动
　　第一章 西力东侵与中日两国的初期回应
　　一 东亚文明结构系统内的中国和日本
　　二 锁国闭关前中日两国与西方的早期接触
　　三 走向“禁教锁国
　　四 锁国闭关时代中日“西学政策”的演化
　　第二章 传统政治权力与知识思想界的互动
　　一 社会控制系统中的“知识”、“思想”、“权力”
　　二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之比较
　　三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权力对知识和思想的控制
　　第三章 16-19世纪中日两国的“知识变动
　　一 翻译：知识移动的媒介
　　二 地理观念：关于空间知识的变动
　　三 文化观念：华夷观的“畸变”与“消解”
　　四 西学知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二部分 日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产生
　　第四章 危机意识的萌生及其演化
　　一 中日两国传统的忧患观
　　二 西力东侵与中日危机意识的“阶段性”转化
　　三 危机意识的“强化机制”与“消解机制
　　第五章 体制变革与现代国家建构
　　一 17世纪中日思想界对“统治体制”的反思二
　　二 19世纪中叶前中日政体变易论的“非同步发展”
　　三 “国家体制整合”论与19世纪中叶后中日政治改革运动
　　第六章 华夷观念的崩解与现代民族意识的萌生
　　一 19世纪中叶前中日华夷观念演变的不同路向
　　二 19世纪中叶后中日两国早期现代民族意识的萌生
　　第七章 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体认
　　一 对人类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初步认识
　　二 现代外交意识的确立
　　三 海外侵略思想与封关制夷论
　　四 中日两国出使西洋活动的展开
　　第三部分“现代思想”与“政治权力”间的互动关系
　　第八章 精英思想与政治权力间的“互动渗透”
　　一 现代化观念向政治权力内部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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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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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毅鹏，1963年生于吉林市现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系主任，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国家MSW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曾被评为“宝钢优秀教师”（2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6），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等，已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单位社会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合著）、《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学术著作，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勃兴以来，中外比较研究开始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一时间中外比较类著述不断问世。其中既有宏观比较，又有微观比较；既有整体比较，又有局部比较；既有同时代比较，又有跨时代比较；既有单一学科比较，又有跨时代比较，等等，可谓层次繁多，门类齐全。而且，不仅有整体中西比较，更有国别类的中美、中日等比较研究，几乎令人目不暇接。这些论著，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对于国人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及其相互沟通，不无裨益。但从中西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原则来看，在观察中西文化的差别性和同一性的过程中，比较研究如何抛开支流末节，抛开偶然性的枝节之论，使比较研究的视线真正聚焦在带根本性、普遍性的关键问题上，从而触及中西文化“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写出既有功力，又能发人深省的论著，则并不多见，或者几乎是凤毛麟角。有些所谓的比较研究或流于形式，或失于肤浅，甚或得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结论，作出幼稚荒唐的判断，令人不能卒读。田毅鹏先生《知识·思想·权力--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之比较研究》一书的问世，则令人耳目一新，称得上是中外比较研究领域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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