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全6卷）
作者简介内容简介
李荣，1920年生，音韵学家、方言学家。笔名董少文、昌厚等。浙江省温岭市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6年自昆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1950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杂志主编等。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其中尤其是对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音韵的研究和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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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有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于1999年初全部出齐。这部大词典由著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担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编写，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由41部分地词典构成，这41个地点分别是：崇明、苏州、厦门、长沙、娄底、西宁、太原、贵阳、南昌、武汉、梅县、乌鲁木齐、南京、丹阳、忻州、柳州、黎川、西安、扬州、徐州、金华、海口、银川、洛阳、济南、东莞、万荣、杭州、温州、上海、宁波、萍乡、南宁、牟平、成都、哈尔滨、福州、建欧、广州、雷州、于都。每部词典收词都在8000条左右，全书收词总数约32万条，总字数约两千万字，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煌煌巨著。41部分地词典的选点都是经过反复讨论后才定下来的，大的方言区一般选三四种，能从总体上比较充分地反映现代汉语各方言间词汇异同和语法虚词用法的基本情况。每部分地词典的内容都是统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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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由41部分地词典构成，这41个地点分别是：崇明、苏州、厦门、长沙、娄底、西宁、太原、贵阳、南昌、武汉、梅县、乌鲁木齐、南京、丹阳、忻州、柳州、黎川、西安、扬州、徐州、金华、海口、银川、洛阳、济南、东莞、万荣、杭州、温州、上海、宁波、萍乡、南宁、牟平、成都、哈尔滨、福州、建欧、广州、雷州、于都。每部词典收词都在8000条左右，全书收词总数约32万条，总字数约两千万字，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煌煌巨著。41部分地词典的选点都是经过反复讨论后才定下来的，大的方言区一般选三四种，能从总体上比较充分地反映现代汉语各方言间词汇异同和语法虚词用法的基本情况。每部分地词典的内容都是统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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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1920年生，音韵学家、方言学家。笔名董少文、昌厚等。浙江省温岭市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6年自昆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1950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杂志主编等。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其中尤其是对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音韵的研究和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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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有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于1999年初全部出齐。这部大词典由著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担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编写，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由41部分地词典构成，这41个地点分别是：崇明、苏州、厦门、长沙、娄底、西宁、太原、贵阳、南昌、武汉、梅县、乌鲁木齐、南京、丹阳、忻州、柳州、黎川、西安、扬州、徐州、金华、海口、银川、洛阳、济南、东莞、万荣、杭州、温州、上海、宁波、萍乡、南宁、牟平、成都、哈尔滨、福州、建欧、广州、雷州、于都。每部词典收词都在8000条左右，全书收词总数约32万条，总字数约两千万字，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煌煌巨著。41部分地词典的选点都是经过反复讨论后才定下来的，大的方言区一般选三四种，能从总体上比较充分地反映现代汉语各方言间词汇异同和语法虚词用法的基本情况。每部分地词典的内容都是统一设计的，包括下列五个部分：首先是李荣教授的《分地方言词典》总序””总序”说明编写方言词典的意义和工作程序，指出”分地方言词典的要求有两项：一是为综合的方言词典准备条件，二是反映本方言的特色”另外还对分地词典的编写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第二部分是“引论”。“引论”内容共有八项。第1项介绍该方言点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和人口构成等与方言变化密切相关的背景材料。第2项描写该方言的语音系统，包括该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连读变调，轻声，儿化，重叠等语音变化情况。第3项说明方言的内部差别，包括该方言所属范围内城市与农村、新派与老派、四乡之间的社会差别和地域差别，并说明词典所描写的方言派别(一般是城区的老派)。第4项是单字音表。单字音表表头第1行是韵母，一个韵母占一栏，第二行是声调，该方言的单字音声调都在同一栏内，纵行第1列是声母，声母按发音部位分栏排列，声母和韵母、声调相交的地方就应该有一个方言读音，有音有字者列出该字，有音无字者用一个圆圈表示，生僻字、方言字和圆圈都在表下加注释，无音无字处空白。第五项说明该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方言特点的确定与编写者的主观认识有关，一般是和普通话比较后得出的，有的也说明该方言在所属方言区中的特点。第六项是词典凡例。凡例的繁简各词典并不完全相同，但要求各词典用相同的符号表示相同的条例。第七项是对词典例句中常用字的注释。这是因为词典中的例句都要求用地道的方言，提前解释就可以避免出现刚开始使用词典就要先查词典这种情况。第八项是方言音节表。音节表的编排顺序按单字音表：以韵母先后为序，同韵的按声母顺序，声韵相同者按声调顺序，每一个音节都标明该音节在词典正文中出现的页码，实际上是该词典的音序检字表。
词典的第三部分是词典正文，即词典条目。每一部词典条目的多少不完全一致，一般都在八千条左右，原则上是大词典编委会规定的三千五百个统一的条目都得有，在此基础上尽量多收有当地特点的方言词。每一个条目词都包括字形、注音、释义三个部分。因“子”尾、“儿”化、轻声、重叠等构形方式形成的同义词采用参见的方式出条。字形上，汉语方言词典采用繁体字。这主要是普通话中已规范简化的字形有限，而各地方言都有一些方言字、俗字和生僻字，这些字大都没有规范的简化字字形，如果采用简化字，势必比照普通话的简化原则来自造简化字，其结果是，字形虽然简化了，但仍可能出现新的不便和麻烦。因此，比较简便的解决办法是仍然使用繁体字。此外，使用繁体字也便于文史工作者直接引用和打开海外市场。41部分地词典都是用国际音标注音。这是由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各地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单就声调而论，少的只有3个，多的有12个，汉语拼音是专对北京话制定的，对大多数汉语方言不适用，而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为各地的汉语方言制定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因此只能用国际音标注音。
第四部分是词典条目的义类索引。索引正文前有索引目录，索引目录先把词典条目分成天文、地理、时令/时间、农业、植物、动物、房舍、器具用品、称谓、亲属、身体、疾病/医疗、衣服穿戴、饮食、红白大事、日常生活、军/政/法、交际、文化教育、文体活动、动作、位置、代词等、形容词、副词/介词、量词、附加成分、数字、其他等三十大类，有的大类下面还分小类，如“日常生活”下面又分“(1)衣”“(2)食”“(3)住”“(4)行”这样四小类，大类小类后面的页码都是该类词条在索引正文中的页码。索引正文按大类〉小类〉词条的顺序列出每个条目在词典正文中的页码。分类后难免有的词条有两属甚至三属的情况，编制索引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查找，因此，两属或三属的词条就两处或三处出条。
第五部分是词典条目的首字笔划索引。首字笔划索引的编排原则有三条：一、按词典正文条目首字笔划的多少由少到多依次排列；二、笔划相同的字按前五笔横、竖、撇、点(包括捺)、折的顺序排列先后；三、一个字因读音不同而在不同页码出现的分别注上页码。字的笔划顺序都按国家公布的规范来确定。索引中字右边的页码是词典正文页码。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继《现代汉语词典》后向社会奉献的又一词书精品。和《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这部词典有以下几个特点。《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范围主要是全国通用的规范词语，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收一些方言词和古语词，以规范性为主，兼顾实用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本主要收当地方言中比较地道的方言词，也不排斥已进入当地方言的普通话词语，以实用性为主，兼顾规范性。二，《现代汉语词典》用汉语拼音注音，社会通用性比较高，属于通用型语文词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用国际音标注音，各分地词典主要服务于所描写的方言区，社会通用性比较低，属于专用型语文词书。三，从使用繁体字、用国际音标注音、本字不明者可以用方框代替等情况来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学术性比较强，对使用者的文化程度要求比较高。总的说来，这两部词典各有侧重，不能相互替代。
从汉语语言学发展的角度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是二十世纪汉语语言学史上的重大工程之一，其学术意义可以从以几个方面来看。
一，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开始，汉语方言学家们很快就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汉语方言语音的方法。一般情况下，一个调查者用一本《方言调查字表》，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把一个方言的单字音系调查出来。词汇的调查则困难得多。首先是词汇的数量比较大，只就五、六千条常用词语来说，调查所费时间就得一个月以上；另外，如果调查者不是当地人，对词语的解释和细微的词义分辨都比较困难。由于这种工作上的客观困难，几十年来，汉语词汇的调查研究一直远远滞后于语音的调查与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丁声树先生早在1961年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题为《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的文章，大声疾呼加强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工作，然而，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几十年来，研究汉语方言词汇的学者基本上只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汉语方言词汇》中提供的二十个方言点、1230个词条(1964年版为905条)的基础上摸索、总结汉语方言词汇的规律和异同。《汉语方言词汇》是一本有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的汉语方言学著作，但从学术发展的眼光来看，这部著作的局限性主要有三点，一是所选方言点的代表性不够强，二是词汇量比较小，三是受表格的限制，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等现象无法得到体现，一个词只能列一两个常用的义项，更不可能为一些词义比较微妙的词语举出例句，使读者可以通过例句来准确把握词义。《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共四十一部，每部词典的条目都在八千左右，合计四十一个方言点相同或不同的词汇总量约为三十二万条，总字数约三千万，是中国迄今为止较大的语词词典之一，堪称煌煌巨著。这部词典出齐以后，把汉语方言词汇调查和研究的水平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落后于语音调查”的说法从此可以休矣。
二，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全国陆续出现了一些方言词典或有词典性质的词语集之类的著作，有的以省命名，有的以方言区命名，有的则以地点命名。体例大多各不相同。收词范围不大一致，有的偏重口语，有的只收书面语，收词数量也多寡不一。有的用拼音字母给方言注音，有的则用国际音标。词典质量也很不均衡。单独就所描写的方言来看，多少都有一些用处，如果想做大范围的崐比较研究，其作用明显不如《汉语方言词汇》。《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地词典》都是由有一定方言调查经验的方言学者调查方言口语，然后根据实地调查的材料来编写，都是用国际音标注音，有可以作全国对比的基本词条，体例不但是统一的，而且，比较完备而周详。词典是供人查用的。衡量一部词典质量的高低，简单的办法就是试着查一下这部词典，看能不能很快查到读者想查的词语。《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在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周到，词典前有音序检字表，后附义类索引和词条首字笔划索引两种检索方式，非常便于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查阅词典。首设义类索引，可以说是这部词典的一大创举，这不但便于模糊查找一些用方言读音和首字笔划难于查找的词，而且非常便于方言间同一类词语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这部词典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汉语方言词典的编写水平，为方言词典的编写提供了一批示范性的作品，这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词典的编写和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工作向前发展。
三，《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对汉语方言学的贡献不限于词汇方面，对方言语法的研究也有重大贡献。这种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语法研究可以分成词法和句法两个部分，词法中构词和构形的研究都必需以词为单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四十一个方言点的三十二万条词汇，为研究、比较现代汉语各方言构词法、构形法的异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料，这是一个方面。第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写原则中有一条是要求特别注重对语法功能词作详尽描写。在义类索引中，按语法意义归类的类别有五六种左右，下面是《南昌方言词典》中有关的部分：(二十四)代词等，(二十五)形容词，(二十六)副词、介词等，(二十七)量词，(二十八)附加成分。语法功能词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而千百年来各汉语方言的发展情况又不完全一致，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方言中用法往往差别很大。比如，北京话中的”着”可以表持续，不能表被动，成都话中的”着”可以表被动而不能表持续。如果把四十一部分地词典中”着”的用法全都抽出来比较研究，就可以把现代汉语中介词”着”的用法差别大致归纳出来。于此可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四，这部词典的学术意义并不限于语言学。李荣先生在《分地方言词典总序》中指出，“文史方面的学者，也可以取用其中的材料。”这说明，方言词典对文学史和历史的研究也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比如几年前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证，争论的各方几乎都是根据《金瓶梅》中使用的方言词语来推测其作者的。同时，对一些相关的学科如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民族接触，人口迁移，民风民俗，社会变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而四十一部分地词典中的三十多万条词语，为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一点，这些分地词典还具有一些有价值的经济信息。前几年，“中华鳖精”在全国卖得比较火，但在一些地方却打不开市场。原因不在于销售人员无能，而是”鳖”字在这些地方是禁忌字，很难想象人们会去买一个说不出口的东西来作礼物送人。因此，这部大词典还可以为商品的命名提供重要参考。工商从业人员在给产品命名时应尽量回避各地汉语中的禁忌字，避免意外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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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由41部分地词典构成，这41个地点分别是：崇明、苏州、厦门、长沙、娄底、西宁、太原、贵阳、南昌、武汉、梅县、乌鲁木齐、南京、丹阳、忻州、柳州、黎川、西安、扬州、徐州、金华、海口、银川、洛阳、济南、东莞、万荣、杭州、温州、上海、宁波、萍乡、南宁、牟平、成都、哈尔滨、福州、建欧、广州、雷州、于都。每部词典收词都在8000条左右，全书收词总数约32万条，总字数约两千万字，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煌煌巨著。41部分地词典的选点都是经过反复讨论后才定下来的，大的方言区一般选三四种，能从总体上比较充分地反映现代汉语各方言间词汇异同和语法虚词用法的基本情况。每部分地词典的内容都是统一设计的，包括下列五个部分：首先是李荣教授的《分地方言词典》总序””总序”说明编写方言词典的意义和工作程序，指出”分地方言词典的要求有两项：一是为综合的方言词典准备条件，二是反映本方言的特色”另外还对分地词典的编写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第二部分是“引论”。“引论”内容共有八项。第1项介绍该方言点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和人口构成等与方言变化密切相关的背景材料。第2项描写该方言的语音系统，包括该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连读变调，轻声，儿化，重叠等语音变化情况。第3项说明方言的内部差别，包括该方言所属范围内城市与农村、新派与老派、四乡之间的社会差别和地域差别，并说明词典所描写的方言派别(一般是城区的老派)。第4项是单字音表。单字音表表头第1行是韵母，一个韵母占一栏，第二行是声调，该方言的单字音声调都在同一栏内，纵行第1列是声母，声母按发音部位分栏排列，声母和韵母、声调相交的地方就应该有一个方言读音，有音有字者列出该字，有音无字者用一个圆圈表示，生僻字、方言字和圆圈都在表下加注释，无音无字处空白。第五项说明该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方言特点的确定与编写者的主观认识有关，一般是和普通话比较后得出的，有的也说明该方言在所属方言区中的特点。第六项是词典凡例。凡例的繁简各词典并不完全相同，但要求各词典用相同的符号表示相同的条例。第七项是对词典例句中常用字的注释。这是因为词典中的例句都要求用地道的方言，提前解释就可以避免出现刚开始使用词典就要先查词典这种情况。第八项是方言音节表。音节表的编排顺序按单字音表：以韵母先后为序，同韵的按声母顺序，声韵相同者按声调顺序，每一个音节都标明该音节在词典正文中出现的页码，实际上是该词典的音序检字表。
词典的第三部分是词典正文，即词典条目。每一部词典条目的多少不完全一致，一般都在八千条左右，原则上是大词典编委会规定的三千五百个统一的条目都得有，在此基础上尽量多收有当地特点的方言词。每一个条目词都包括字形、注音、释义三个部分。因“子”尾、“儿”化、轻声、重叠等构形方式形成的同义词采用参见的方式出条。字形上，汉语方言词典采用繁体字。这主要是普通话中已规范简化的字形有限，而各地方言都有一些方言字、俗字和生僻字，这些字大都没有规范的简化字字形，如果采用简化字，势必比照普通话的简化原则来自造简化字，其结果是，字形虽然简化了，但仍可能出现新的不便和麻烦。因此，比较简便的解决办法是仍然使用繁体字。此外，使用繁体字也便于文史工作者直接引用和打开海外市场。41部分地词典都是用国际音标注音。这是由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各地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单就声调而论，少的只有3个，多的有12个，汉语拼音是专对北京话制定的，对大多数汉语方言不适用，而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为各地的汉语方言制定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因此只能用国际音标注音。
第四部分是词典条目的义类索引。索引正文前有索引目录，索引目录先把词典条目分成天文、地理、时令/时间、农业、植物、动物、房舍、器具用品、称谓、亲属、身体、疾病/医疗、衣服穿戴、饮食、红白大事、日常生活、军/政/法、交际、文化教育、文体活动、动作、位置、代词等、形容词、副词/介词、量词、附加成分、数字、其他等三十大类，有的大类下面还分小类，如“日常生活”下面又分“(1)衣”“(2)食”“(3)住”“(4)行”这样四小类，大类小类后面的页码都是该类词条在索引正文中的页码。索引正文按大类〉小类〉词条的顺序列出每个条目在词典正文中的页码。分类后难免有的词条有两属甚至三属的情况，编制索引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查找，因此，两属或三属的词条就两处或三处出条。
第五部分是词典条目的首字笔划索引。首字笔划索引的编排原则有三条：一、按词典正文条目首字笔划的多少由少到多依次排列；二、笔划相同的字按前五笔横、竖、撇、点(包括捺)、折的顺序排列先后；三、一个字因读音不同而在不同页码出现的分别注上页码。字的笔划顺序都按国家公布的规范来确定。索引中字右边的页码是词典正文页码。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继《现代汉语词典》后向社会奉献的又一词书精品。和《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这部词典有以下几个特点。《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范围主要是全国通用的规范词语，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收一些方言词和古语词，以规范性为主，兼顾实用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本主要收当地方言中比较地道的方言词，也不排斥已进入当地方言的普通话词语，以实用性为主，兼顾规范性。二，《现代汉语词典》用汉语拼音注音，社会通用性比较高，属于通用型语文词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用国际音标注音，各分地词典主要服务于所描写的方言区，社会通用性比较低，属于专用型语文词书。三，从使用繁体字、用国际音标注音、本字不明者可以用方框代替等情况来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学术性比较强，对使用者的文化程度要求比较高。总的说来，这两部词典各有侧重，不能相互替代。
从汉语语言学发展的角度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是二十世纪汉语语言学史上的重大工程之一，其学术意义可以从以几个方面来看。
一，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开始，汉语方言学家们很快就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汉语方言语音的方法。一般情况下，一个调查者用一本《方言调查字表》，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把一个方言的单字音系调查出来。词汇的调查则困难得多。首先是词汇的数量比较大，只就五、六千条常用词语来说，调查所费时间就得一个月以上；另外，如果调查者不是当地人，对词语的解释和细微的词义分辨都比较困难。由于这种工作上的客观困难，几十年来，汉语词汇的调查研究一直远远滞后于语音的调查与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丁声树先生早在1961年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题为《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的文章，大声疾呼加强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工作，然而，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几十年来，研究汉语方言词汇的学者基本上只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汉语方言词汇》中提供的二十个方言点、1230个词条(1964年版为905条)的基础上摸索、总结汉语方言词汇的规律和异同。《汉语方言词汇》是一本有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的汉语方言学著作，但从学术发展的眼光来看，这部著作的局限性主要有三点，一是所选方言点的代表性不够强，二是词汇量比较小，三是受表格的限制，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等现象无法得到体现，一个词只能列一两个常用的义项，更不可能为一些词义比较微妙的词语举出例句，使读者可以通过例句来准确把握词义。《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共四十一部，每部词典的条目都在八千左右，合计四十一个方言点相同或不同的词汇总量约为三十二万条，总字数约三千万，是中国迄今为止较大的语词词典之一，堪称煌煌巨著。这部词典出齐以后，把汉语方言词汇调查和研究的水平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落后于语音调查”的说法从此可以休矣。
二，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全国陆续出现了一些方言词典或有词典性质的词语集之类的著作，有的以省命名，有的以方言区命名，有的则以地点命名。体例大多各不相同。收词范围不大一致，有的偏重口语，有的只收书面语，收词数量也多寡不一。有的用拼音字母给方言注音，有的则用国际音标。词典质量也很不均衡。单独就所描写的方言来看，多少都有一些用处，如果想做大范围的崐比较研究，其作用明显不如《汉语方言词汇》。《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地词典》都是由有一定方言调查经验的方言学者调查方言口语，然后根据实地调查的材料来编写，都是用国际音标注音，有可以作全国对比的基本词条，体例不但是统一的，而且，比较完备而周详。词典是供人查用的。衡量一部词典质量的高低，简单的办法就是试着查一下这部词典，看能不能很快查到读者想查的词语。《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在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周到，词典前有音序检字表，后附义类索引和词条首字笔划索引两种检索方式，非常便于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查阅词典。首设义类索引，可以说是这部词典的一大创举，这不但便于模糊查找一些用方言读音和首字笔划难于查找的词，而且非常便于方言间同一类词语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这部词典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汉语方言词典的编写水平，为方言词典的编写提供了一批示范性的作品，这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词典的编写和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工作向前发展。
三，《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对汉语方言学的贡献不限于词汇方面，对方言语法的研究也有重大贡献。这种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语法研究可以分成词法和句法两个部分，词法中构词和构形的研究都必需以词为单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四十一个方言点的三十二万条词汇，为研究、比较现代汉语各方言构词法、构形法的异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料，这是一个方面。第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写原则中有一条是要求特别注重对语法功能词作详尽描写。在义类索引中，按语法意义归类的类别有五六种左右，下面是《南昌方言词典》中有关的部分：(二十四)代词等，(二十五)形容词，(二十六)副词、介词等，(二十七)量词，(二十八)附加成分。语法功能词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而千百年来各汉语方言的发展情况又不完全一致，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方言中用法往往差别很大。比如，北京话中的”着”可以表持续，不能表被动，成都话中的”着”可以表被动而不能表持续。如果把四十一部分地词典中”着”的用法全都抽出来比较研究，就可以把现代汉语中介词”着”的用法差别大致归纳出来。于此可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四，这部词典的学术意义并不限于语言学。李荣先生在《分地方言词典总序》中指出，“文史方面的学者，也可以取用其中的材料。”这说明，方言词典对文学史和历史的研究也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比如几年前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证，争论的各方几乎都是根据《金瓶梅》中使用的方言词语来推测其作者的。同时，对一些相关的学科如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民族接触，人口迁移，民风民俗，社会变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而四十一部分地词典中的三十多万条词语，为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一点，这些分地词典还具有一些有价值的经济信息。前几年，“中华鳖精”在全国卖得比较火，但在一些地方却打不开市场。原因不在于销售人员无能，而是”鳖”字在这些地方是禁忌字，很难想象人们会去买一个说不出口的东西来作礼物送人。因此，这部大词典还可以为商品的命名提供重要参考。工商从业人员在给产品命名时应尽量回避各地汉语中的禁忌字，避免意外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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