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第七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
　　到思维之路
　　《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
　　《到思维之路》自序
　　学而思思而学
　　变与常
　　合情合理合理合情
　　吾道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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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l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堕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余英时文集（第7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本书由沈志佳费力选编的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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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卷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
　　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
　　到思维之路
　　《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
　　《到思维之路》自序
　　学而思思而学
　　变与常
　　合情合理合理合情
　　吾道一以贯之？
　　主义与问题
　　主观、客观与思想
　　理未易察！
　　解开心物之争的死结
　　解“执”
　　求其放心
　　为有源头活水来
　　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从心灵到思想
　　肯定我们的独立思想！
　　思想的分与合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知识·思想·信仰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思维与思维方法
　　思想的继往与开来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文明论衡
　　《文明论衡》序
　　文明与野蛮
　　论进步
　　论自觉
　　论传统
　　论文化整体
　　文化评论
　　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与检讨——兼论今后文化运动的方向
　　五四——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我对中国问题的反省
　　中国社会重建的一点检讨
　　“文明”与“文化”释名
　　论文化超越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一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
　　文化的病态与复健——刘笑敢《两极化与分寸感》序
　　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
　　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谈中国当前的文化认同问题
　　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
　　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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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l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堕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余英时文集（第7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本书由沈志佳费力选编的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像我这样早年受中国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但是这只是文化上不能忘情，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本书所收文字中虽间有关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场仍是文化的。文化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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