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荷
一
“我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罪恶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我和妈妈却是这个罪恶家庭中的罪人。我的妈妈名叫姚淑兰，原是一家小餐馆厨师的女儿，因为顶债卖到周家，作为大小姐周冰沽的陪嫁丫头，跟着她到了我父亲慕容松的家里。最初还是当个使唤丫头，因为她学过一些家传的厨艺，后来便下厨当了厨娘。
“大太太周冰洁原是杭州有名的大家闺秀，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和后来的一代名师吴贻芳既是闺中密友，又是同期毕业的大学同学。吴贻芳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大太太却和我爹结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因为患猩红热早夭，再也没有生养。
“慕容家族在杭州也算得上名门望族，除在乡下占有大片桑园和茶山外，还在杭州城内开有绸缎庄、茶庄，并在嘉兴县开办了一家有六千绪的缫丝厂。我爹慕容松是独子，毕业于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的资产阶级恶习很深，喜欢狂嫖烂赌，和大娘周冰洁的感情很坏，长期分宿。他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口实，先后娶了两房姨太太，但都无生养，于是又在1923年将我娘‘收房’。我娘成了名义上的四姨太，但她还要经常下厨做菜，实际上只是个高级厨娘。我娘在1925年生下了我，虽然是个女儿，但我爹还是在四岁那年送我上学念书。到了1937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我家住的慕容大院就在杭州城东北角的三合村，离笕桥机场较近，所以首先就被日机轰炸。有一次一颗燃烧弹直接命中了慕容大院，大院被烧成一片废墟。我爹赶快将城里的绸缎庄、茶庄和嘉兴县的缫丝厂以很低的价格盘让出去，匆匆忙忙带着一家老小逃难，先到安徽屯溪，再迁湖南长沙，最后才到贵州省的贵阳市落脚安身。幸亏我读书的成绩还好，插班考进了当时设在贵阳市南明河畔、马鞍山下的国立二十四中。我又办了个战区流亡学生--保育生的身份，得到一些补贴，才上了高中。
“经过几次搬迁，长期折腾，到贵阳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日渐窘迫。我爹的二姨太、三姨太过不惯艰苦生活，都先后回到浙江老家去了。贵阳家里只剩下我爹、大太太、我娘，另外还有一个年纪较轻的姓商的五姨太。这个五姨太原是个耍魔术的江湖艺人，不知怎么迷住我爹，嫁到慕容家来，不久又生了个男孩，因此格外得宠，后来竟然成了我们家的财务当家人。大太太周冰洁曾经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当时教师饭碗紧俏，每年两次的‘六腊之战’十分激烈，大太太不屑于对校长和教务主任行贿，结果饭碗被挤掉，回到家里成天念《圣经》和《马可福音》，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她绝不愿回老家当亡国奴，也十分关照我们母女。
“我爹是纨绔子弟出身，虽然在名牌大学毕业，但无多少真正本事。到处送礼托人，才在贵州省专卖局谋了个科员职务，一干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写‘等因奉此’的公文不熟，两次被年轻科长训斥而愤然辞职，回家赋闲。家里坐吃山空，告贷无门，最后只得靠典当首饰、出卖衣物为生。家里日子越过越紧，五姨太几次提出要我辍学回家干活减少开销，但我娘和我抵死不干。幸亏当时国立二十四中有一位进步老师名叫马华，她当时就是共产党员，帮我申请了那时教育部设立的一种‘甲种助学贷款’，解决了食宿费用，才使我能念完高中。
“我娘包做全家饭菜，仍然是个全职厨娘。她的体质原来就差，又经长途逃亡，还要成天在潮湿阴暗、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做饭炒菜，在我读高二那年就经常大口咳血，到医院照光说她患了空洞型肺结核，已近晚期。医生意思马上进行手术，长期疗养，但家里哪有余钱给我娘治病呢？而且日食三餐还要她硬撑着打理。五姨娘又怕肺病传染弟弟，撺掇我爹规定娘下厨时要戴双层口罩，并且双手还要先在石灰水里浸泡三分钟。”
写到这里，一幅幅泛黄的影像，渐渐显现在正写交代材料的慕容纾眼前：
午夜时分，在一间陈旧简陋的小卧室里，姚淑兰躺在一间嘎吱作响的小木床上大口喘气。屋角一张小方桌前，慕容纾正在一盏光亮微弱的桐油灯下做着作业。听见妈妈呛咳的声音，她马上端起一杯开水，拿着两个小药瓶走到床前：“妈，你吃钙片和甘草片吧。”
姚淑兰勉强撑起身来，吞服了药片后说：“纾纾，有人告诉我说老白干泡大蒜能治肺病，大蒜的价钱比钙片便宜得多，而且家里就有，明天你向五娘要点钱，放学时打半斤干酒回来。”
“家里不是还有两坛子黄酒吗？”
“那是专门为你爹临睡前喝小酒做准备的，不能乱开来吃。”
慕容纾不再说话，又回到小桌旁赶功课。不多一会儿，门口响起一个刚刚变音的男声： “姐，爹说他心里不痛快，要四娘给他烫一壶老酒，做两个家乡的小菜，让他解解闷。”还没等到回话，门口小男孩的身影便消失了。这是慕容纾的同父异母兄弟慕容鑫来传达她爹的命令。刚刚睡熟的姚淑兰，听了猛然一惊，又慢慢撑起身来。慕容纾忙说：“妈，你躺着吧，炒菜烫酒我都会。”姚淑兰瘦削的脸上浮出一丝惨淡的笑容： “你爹嘴刁，还是我去吧。你那两铲子恐怕还对不上他的口味，免得他又来撂筷子、砸酒杯。”姚淑兰强自挣扎起来，戴上双层口罩，由纾儿扶着走进灯光昏暗的厨房。闻着呛人的煤烟和油雾，她就开始剧烈咳嗽，咳着咳着一口黑血吐进痰盂，纾儿连忙扶娘坐下。“不要紧，这一阵子天天在吐，我都惯了。”等到喘息稍平，姚淑兰又硬撑起来，边用石灰水洗手，边对慕容纾说，“我上灶时，你要仔细看，好好学。你外公是老把式，炒、炸、烩、溜、蒸、烧都是顶呱呱，他常说浙江菜讲究的是清香、脆嫩、爽鲜，不下工夫是学不好的。将来我死以后，你爹要吃家乡菜，就只能由你做了。”
回想到这里，慕容纾的眼泪夺眶而出。“牛棚”门口突然响起一个冷涩的声音： “两人陪着，写了半夜，究竟交代了点啥啊？”随着声音，那个身材矮胖的女人扭着大屁股拐了进来。这个女人叫温绍芝，因为她的身材像个梨形，屁股大得与全身比例严重失调，走起路来甩来甩去；而重庆人在解放前的民俗语言又把屁股叫做箩篼，于是有个促狭鬼就给温绍芝取了个“箩篼”的绰号。因为形象贴切，渐渐就流传开了。
温绍芝原是外经贸局计财科的科员，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爹是在“镇反”运动里被枪毙的伪宪兵连长，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她都表现得特别“左”，以此表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这次“文革”中，因为造反较早，骂“走资派”最毒，打“牛鬼蛇神”最狠，因此混了个造反团三号勤务员的头衔，是市里财贸系统有名的“四大泼妇”之一。昨夜，就是她根据一个神秘人物的指示，纠集几个造反团员，到朝天门河街将慕容纾连夜抓回机关进行批斗，然后把她关在局里地下室的杂物仓库里，逼着慕容纾交代罪恶历史，深挖反动阶级根源。
今天一大清早，温绍芝赶到机关，从“看守”徐士贞手里要过慕容纾的交代材料，草草看了一遍就大发雷霆骂道：“慕容纾，你光写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家务事，”是不是要说明你是苦大仇深的‘红五类’出身，想减轻罪行，蒙混过关？”她说着将手上的几页交代材料呼地扔向慕容纾脸上，“重新写，割资产阶级尾巴要一不怕痛，二不害羞，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首先要写你是怎样混进共产党的，然后再写你是如何勾搭上国民党那些大官太太、一起坑害劳苦大众的。”
慕容纾从地上捡起那几页交代材料，冷淡答道：“我写的都是实情，不信可以去调查嘛。”停了一停，她又问道：“可不可以让我喝点开水？”
“你这种态度喝尿都不够格，还要喝开水，是不是还想泡壶沱茶提神？”涂士贞也跟着乱骂。
“给个杯子行不行？”
“女厕所里有个痰盂，各自接水喝嘛。”说完，温绍芝大屁股一扭，走出了霉气扑鼻的地下室。
慕容纾扶着墙壁慢慢踅进女厕所，用手捧着喝了几口自来水，再用冷水抹了抹自己血污肮脏的脸，稍微清醒些后，又继续她坚持实事求是的交代。
“我在国立二十四中读书时，级任老师马华是个归国女侨。她教英语，不仅教学态度认真，而且发音纯正；又对学生十分爱护，还特别喜欢我们几个家庭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生，我接受进步思想实际就是从她那里开始的。马华非常爱国，不时在课堂上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腐败无能，但渐渐就有传言，说她是共产党员。在马华上课时，训育主任经常派人悄悄躲在教室外面偷听，进行监视和搜集材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后方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那时正读高中毕业班，级任老师还是马华。二月初的一个晚上，她悄悄把我叫到寝室轻声说道：‘特务把我盯上了，我要马上离开学校。已经和设在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联系好了，我到那里还教英语。因为马上就要开学，所以学院叫我立即前去报到。我怕这里的特务找麻烦，所以请你明天清晨去长途汽车站，帮我买一张后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到重庆的车票，我好赶快脱身。’
“我二话没说，接过票钱就走，第二天上午便把票送到马老师手里。但她又愁怎样离开学校：‘那个姓刘的女训育员和女生宿舍的舍监，都把我盯得死死的，首先就要考虑怎样离开宿舍和学校。被盖和行李可以不带，但随身换洗衣服和英汉大词典总得带着呀！’马老师正在发愁时，我突然想起一个同学——钟克，他和我同班，南京人，爸爸在重庆当公务员。钟克是跟着学校逃到贵阳来的，日常功课不怎么样，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爱笑爱闹，同学们都喊他‘小闹钟’。钟克的鬼主意特多，我们说他是‘吃芝麻长大的，满肚皮净是点子’。我对马老师说准备去和钟克商量一下，她听着笑了：‘看这鬼灵精又能冒出点什么坏水？’
“在第三节课休息时，我找到了钟克，三言两语讲明来意。他在操场里原地转圈，神神道道地念念有词：‘第一关是怎么混出宿舍，逃出学校。第二关 是怎么逃过盘查，混上长途客车。’这时上课号声响了，钟克挥了挥手，还像平 时那样叫我的绰号说道：‘木梳，你上课去，别耽误本山人设想神机妙算。’我 进教室上了半节课后，才见钟克溜进教室，恰巧被语文老师见到，老师问：‘钟克，干什么去了？’
“‘报告老师，肚子拉稀！’一句话引起哄堂大笑，钟克冲着我眨了眨眼睛， 还神秘地一笑，我知道他的鬼点子想好了。午饭后，我和钟克一起向马老师作了汇报，经过推敲，她同意后，我们分头开始准备。钟克忙天火地跑去市民医院传染科，找他在那里当传染科主任的姑妈。我却跑到小街的草药摊上买黄栀子和草药千里光。到了晚上我们碰头后，又把钟克一个老邻居的小儿子、后来成了孤儿的小同学丰良（这时正在国立二十四中读初中一年级）找来。说明真实情况后，丰良十分乐意地让我给他收拾打扮。
“当时学校伙食很坏，但每月能打两次‘牙祭’，照例是在‘牙祭’当天早晨吃油炸花生米下白米稀饭。同学们都把这一天当作节日看待，病情再重也不缺席。偏偏在第二天清晨，同学们早早进了食堂。丰良却姗姗来迟，病恹恹地，脸色和眼睛都变得焦黄焦黄，眼眶还泛着一圈青紫。他看见黄酥酥的油炸花生米直打‘干哕’，说是‘焖油’，只是舀了碗稀饭喝过后就回宿舍躺下，中午的红烧肥肉也没去吃。他班上的级任老师闻讯赶来探视，认为病情严重，马上请来校医诊断。校医对哼哼唧唧的丰良进行听诊、叩诊、指压，还扶着丰良在玻璃管内撒了泡尿。一见尿液金黄，校医马上作出诊断：‘十有八成是急性黄疸型肝炎，传染性很强，必须马上送进医院隔离治疗，否则可能发生大面积传染。’
“这个消息立即又汇报给湖北籍的老校长。因为他经常把‘什么’说成‘么什’，所以学生们在背后都叫他‘么什校长’。他听到此消息后也赶到学生宿舍来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丰良，立刻安排校医去市民医院联系救护车和病床。下午校医回来说市民医院唯一的一部‘老爷牌’救护车又坏了，争取在晚上到学校来接病人。
“说实在的，我真佩服丰良的表演天分。他的病人形象是我用黄栀子和草药千里光分别熬水化的妆；他撒的金黄色尿液是钟克姑妈给的一小瓶维生素B片，被他连续超量服用后造成的。但他那病恹恹、看见红烧肉还‘焖油’的形象．特别是在校医对他进行肝部按压、叩诊时那痛苦不堪的表情，真是令人叫绝。丰良才十三岁呀，我想他将来肯定会成为超一流的表演艺术家的。
“下午我逃学了，跑到市民医院，躲进钟克姑妈的宿舍，直到晚上断黑以后，我才换上一身白色护士装，跟着钟克的姑妈钻进了救护车。那两个小时的紧张过程，我至今难忘。”
漆黑的夜晚，坑坑洼洼的马路上，一辆破旧不堪、全身发响的救护车，开着昏黄的车灯像头老牛似的向着国立二十四中行进。后车厢里坐着医生、护士和两个抬担架的护工。他们都戴着双层口罩，脸面遮得严严实实，只剩下一双双眼睛在沉滞地转动。好半天救护车才驶进学校大门，刚下晚自习的同学们都围着汽车来看。“么什校长”和校医领着医护人员急匆匆向着男生宿舍走去。途中，一个护士边跑边脱白色衣帽，斜刺地溜号向教工宿舍跑去。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人影跑来，“护士”连忙躲入小树丛后，等那人影跑过以后，才加速冲人马华老师的寝室。
原来在救护车拉着铃铛开进校门之时，负责监视马华的外号“刘歪嘴”的女训育员，正躲在教工宿舍的信件收发室里盯梢。忽然桌上内部电话的铃声急骤地响了起来，“刘歪嘴”懒洋洋地拿起听筒，但刚一听到声音她的脸色马上变得十分恭顺，因为听筒里响起的是“么什校长”那浓重的湖北口音：“刚才有学生来说，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大操场尽头的女厕所里乱搞，你快跑去看看，究竟在搞么什？”
“校长，我奉训育主任的命令，正在监视赤色分子马华，明天就要抓她了。”
“快去快回嘛，我在大门校警室看着咧，你（家）怕么什嘛！”
“刘歪嘴”听了不敢怠慢，放下话筒，拿起电筒，顺手抄起一根童军棍，急急慌慌就向几百公尺外大操场尽头的女厕所跑去。
“马老师，快换衣服！”气喘吁吁的慕容纾把白色的护士罩衫、帽子、口罩迅速递给马华。不到五分钟马华便穿戴整齐，慕容纾帮她提着一个沉重的小皮箱，两人飞快地向校部办公室前跑去。马华扭开急救车车厢后门，立即爬了上去，接过慕容纾递来的小皮箱，马上关了后车门。慕容纾这才回过头来，向着人声喧嚷的男生宿舍跑去，在半道上就看见两名护工抬着丰良，“么什校长”和校医陪着钟克的姑妈风风火火走来，一大群看热闹的学生在担架后面跟着。……
“我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罪恶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我和妈妈却是这个罪恶家庭中的罪人。我的妈妈名叫姚淑兰，原是一家小餐馆厨师的女儿，因为顶债卖到周家，作为大小姐周冰沽的陪嫁丫头，跟着她到了我父亲慕容松的家里。最初还是当个使唤丫头，因为她学过一些家传的厨艺，后来便下厨当了厨娘。
“大太太周冰洁原是杭州有名的大家闺秀，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和后来的一代名师吴贻芳既是闺中密友，又是同期毕业的大学同学。吴贻芳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大太太却和我爹结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因为患猩红热早夭，再也没有生养。
“慕容家族在杭州也算得上名门望族，除在乡下占有大片桑园和茶山外，还在杭州城内开有绸缎庄、茶庄，并在嘉兴县开办了一家有六千绪的缫丝厂。我爹慕容松是独子，毕业于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的资产阶级恶习很深，喜欢狂嫖烂赌，和大娘周冰洁的感情很坏，长期分宿。他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口实，先后娶了两房姨太太，但都无生养，于是又在1923年将我娘‘收房’。我娘成了名义上的四姨太，但她还要经常下厨做菜，实际上只是个高级厨娘。我娘在1925年生下了我，虽然是个女儿，但我爹还是在四岁那年送我上学念书。到了1937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我家住的慕容大院就在杭州城东北角的三合村，离笕桥机场较近，所以首先就被日机轰炸。有一次一颗燃烧弹直接命中了慕容大院，大院被烧成一片废墟。我爹赶快将城里的绸缎庄、茶庄和嘉兴县的缫丝厂以很低的价格盘让出去，匆匆忙忙带着一家老小逃难，先到安徽屯溪，再迁湖南长沙，最后才到贵州省的贵阳市落脚安身。幸亏我读书的成绩还好，插班考进了当时设在贵阳市南明河畔、马鞍山下的国立二十四中。我又办了个战区流亡学生--保育生的身份，得到一些补贴，才上了高中。
“经过几次搬迁，长期折腾，到贵阳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日渐窘迫。我爹的二姨太、三姨太过不惯艰苦生活，都先后回到浙江老家去了。贵阳家里只剩下我爹、大太太、我娘，另外还有一个年纪较轻的姓商的五姨太。这个五姨太原是个耍魔术的江湖艺人，不知怎么迷住我爹，嫁到慕容家来，不久又生了个男孩，因此格外得宠，后来竟然成了我们家的财务当家人。大太太周冰洁曾经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当时教师饭碗紧俏，每年两次的‘六腊之战’十分激烈，大太太不屑于对校长和教务主任行贿，结果饭碗被挤掉，回到家里成天念《圣经》和《马可福音》，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她绝不愿回老家当亡国奴，也十分关照我们母女。
“我爹是纨绔子弟出身，虽然在名牌大学毕业，但无多少真正本事。到处送礼托人，才在贵州省专卖局谋了个科员职务，一干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写‘等因奉此’的公文不熟，两次被年轻科长训斥而愤然辞职，回家赋闲。家里坐吃山空，告贷无门，最后只得靠典当首饰、出卖衣物为生。家里日子越过越紧，五姨太几次提出要我辍学回家干活减少开销，但我娘和我抵死不干。幸亏当时国立二十四中有一位进步老师名叫马华，她当时就是共产党员，帮我申请了那时教育部设立的一种‘甲种助学贷款’，解决了食宿费用，才使我能念完高中。
“我娘包做全家饭菜，仍然是个全职厨娘。她的体质原来就差，又经长途逃亡，还要成天在潮湿阴暗、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做饭炒菜，在我读高二那年就经常大口咳血，到医院照光说她患了空洞型肺结核，已近晚期。医生意思马上进行手术，长期疗养，但家里哪有余钱给我娘治病呢？而且日食三餐还要她硬撑着打理。五姨娘又怕肺病传染弟弟，撺掇我爹规定娘下厨时要戴双层口罩，并且双手还要先在石灰水里浸泡三分钟。”
写到这里，一幅幅泛黄的影像，渐渐显现在正写交代材料的慕容纾眼前：
午夜时分，在一间陈旧简陋的小卧室里，姚淑兰躺在一间嘎吱作响的小木床上大口喘气。屋角一张小方桌前，慕容纾正在一盏光亮微弱的桐油灯下做着作业。听见妈妈呛咳的声音，她马上端起一杯开水，拿着两个小药瓶走到床前：“妈，你吃钙片和甘草片吧。”
姚淑兰勉强撑起身来，吞服了药片后说：“纾纾，有人告诉我说老白干泡大蒜能治肺病，大蒜的价钱比钙片便宜得多，而且家里就有，明天你向五娘要点钱，放学时打半斤干酒回来。”
“家里不是还有两坛子黄酒吗？”
“那是专门为你爹临睡前喝小酒做准备的，不能乱开来吃。”
慕容纾不再说话，又回到小桌旁赶功课。不多一会儿，门口响起一个刚刚变音的男声： “姐，爹说他心里不痛快，要四娘给他烫一壶老酒，做两个家乡的小菜，让他解解闷。”还没等到回话，门口小男孩的身影便消失了。这是慕容纾的同父异母兄弟慕容鑫来传达她爹的命令。刚刚睡熟的姚淑兰，听了猛然一惊，又慢慢撑起身来。慕容纾忙说：“妈，你躺着吧，炒菜烫酒我都会。”姚淑兰瘦削的脸上浮出一丝惨淡的笑容： “你爹嘴刁，还是我去吧。你那两铲子恐怕还对不上他的口味，免得他又来撂筷子、砸酒杯。”姚淑兰强自挣扎起来，戴上双层口罩，由纾儿扶着走进灯光昏暗的厨房。闻着呛人的煤烟和油雾，她就开始剧烈咳嗽，咳着咳着一口黑血吐进痰盂，纾儿连忙扶娘坐下。“不要紧，这一阵子天天在吐，我都惯了。”等到喘息稍平，姚淑兰又硬撑起来，边用石灰水洗手，边对慕容纾说，“我上灶时，你要仔细看，好好学。你外公是老把式，炒、炸、烩、溜、蒸、烧都是顶呱呱，他常说浙江菜讲究的是清香、脆嫩、爽鲜，不下工夫是学不好的。将来我死以后，你爹要吃家乡菜，就只能由你做了。”
回想到这里，慕容纾的眼泪夺眶而出。“牛棚”门口突然响起一个冷涩的声音： “两人陪着，写了半夜，究竟交代了点啥啊？”随着声音，那个身材矮胖的女人扭着大屁股拐了进来。这个女人叫温绍芝，因为她的身材像个梨形，屁股大得与全身比例严重失调，走起路来甩来甩去；而重庆人在解放前的民俗语言又把屁股叫做箩篼，于是有个促狭鬼就给温绍芝取了个“箩篼”的绰号。因为形象贴切，渐渐就流传开了。
温绍芝原是外经贸局计财科的科员，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爹是在“镇反”运动里被枪毙的伪宪兵连长，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她都表现得特别“左”，以此表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这次“文革”中，因为造反较早，骂“走资派”最毒，打“牛鬼蛇神”最狠，因此混了个造反团三号勤务员的头衔，是市里财贸系统有名的“四大泼妇”之一。昨夜，就是她根据一个神秘人物的指示，纠集几个造反团员，到朝天门河街将慕容纾连夜抓回机关进行批斗，然后把她关在局里地下室的杂物仓库里，逼着慕容纾交代罪恶历史，深挖反动阶级根源。
今天一大清早，温绍芝赶到机关，从“看守”徐士贞手里要过慕容纾的交代材料，草草看了一遍就大发雷霆骂道：“慕容纾，你光写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家务事，”是不是要说明你是苦大仇深的‘红五类’出身，想减轻罪行，蒙混过关？”她说着将手上的几页交代材料呼地扔向慕容纾脸上，“重新写，割资产阶级尾巴要一不怕痛，二不害羞，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首先要写你是怎样混进共产党的，然后再写你是如何勾搭上国民党那些大官太太、一起坑害劳苦大众的。”
慕容纾从地上捡起那几页交代材料，冷淡答道：“我写的都是实情，不信可以去调查嘛。”停了一停，她又问道：“可不可以让我喝点开水？”
“你这种态度喝尿都不够格，还要喝开水，是不是还想泡壶沱茶提神？”涂士贞也跟着乱骂。
“给个杯子行不行？”
“女厕所里有个痰盂，各自接水喝嘛。”说完，温绍芝大屁股一扭，走出了霉气扑鼻的地下室。
慕容纾扶着墙壁慢慢踅进女厕所，用手捧着喝了几口自来水，再用冷水抹了抹自己血污肮脏的脸，稍微清醒些后，又继续她坚持实事求是的交代。
“我在国立二十四中读书时，级任老师马华是个归国女侨。她教英语，不仅教学态度认真，而且发音纯正；又对学生十分爱护，还特别喜欢我们几个家庭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生，我接受进步思想实际就是从她那里开始的。马华非常爱国，不时在课堂上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腐败无能，但渐渐就有传言，说她是共产党员。在马华上课时，训育主任经常派人悄悄躲在教室外面偷听，进行监视和搜集材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后方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那时正读高中毕业班，级任老师还是马华。二月初的一个晚上，她悄悄把我叫到寝室轻声说道：‘特务把我盯上了，我要马上离开学校。已经和设在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联系好了，我到那里还教英语。因为马上就要开学，所以学院叫我立即前去报到。我怕这里的特务找麻烦，所以请你明天清晨去长途汽车站，帮我买一张后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到重庆的车票，我好赶快脱身。’
“我二话没说，接过票钱就走，第二天上午便把票送到马老师手里。但她又愁怎样离开学校：‘那个姓刘的女训育员和女生宿舍的舍监，都把我盯得死死的，首先就要考虑怎样离开宿舍和学校。被盖和行李可以不带，但随身换洗衣服和英汉大词典总得带着呀！’马老师正在发愁时，我突然想起一个同学——钟克，他和我同班，南京人，爸爸在重庆当公务员。钟克是跟着学校逃到贵阳来的，日常功课不怎么样，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爱笑爱闹，同学们都喊他‘小闹钟’。钟克的鬼主意特多，我们说他是‘吃芝麻长大的，满肚皮净是点子’。我对马老师说准备去和钟克商量一下，她听着笑了：‘看这鬼灵精又能冒出点什么坏水？’
“在第三节课休息时，我找到了钟克，三言两语讲明来意。他在操场里原地转圈，神神道道地念念有词：‘第一关是怎么混出宿舍，逃出学校。第二关 是怎么逃过盘查，混上长途客车。’这时上课号声响了，钟克挥了挥手，还像平 时那样叫我的绰号说道：‘木梳，你上课去，别耽误本山人设想神机妙算。’我 进教室上了半节课后，才见钟克溜进教室，恰巧被语文老师见到，老师问：‘钟克，干什么去了？’
“‘报告老师，肚子拉稀！’一句话引起哄堂大笑，钟克冲着我眨了眨眼睛， 还神秘地一笑，我知道他的鬼点子想好了。午饭后，我和钟克一起向马老师作了汇报，经过推敲，她同意后，我们分头开始准备。钟克忙天火地跑去市民医院传染科，找他在那里当传染科主任的姑妈。我却跑到小街的草药摊上买黄栀子和草药千里光。到了晚上我们碰头后，又把钟克一个老邻居的小儿子、后来成了孤儿的小同学丰良（这时正在国立二十四中读初中一年级）找来。说明真实情况后，丰良十分乐意地让我给他收拾打扮。
“当时学校伙食很坏，但每月能打两次‘牙祭’，照例是在‘牙祭’当天早晨吃油炸花生米下白米稀饭。同学们都把这一天当作节日看待，病情再重也不缺席。偏偏在第二天清晨，同学们早早进了食堂。丰良却姗姗来迟，病恹恹地，脸色和眼睛都变得焦黄焦黄，眼眶还泛着一圈青紫。他看见黄酥酥的油炸花生米直打‘干哕’，说是‘焖油’，只是舀了碗稀饭喝过后就回宿舍躺下，中午的红烧肥肉也没去吃。他班上的级任老师闻讯赶来探视，认为病情严重，马上请来校医诊断。校医对哼哼唧唧的丰良进行听诊、叩诊、指压，还扶着丰良在玻璃管内撒了泡尿。一见尿液金黄，校医马上作出诊断：‘十有八成是急性黄疸型肝炎，传染性很强，必须马上送进医院隔离治疗，否则可能发生大面积传染。’
“这个消息立即又汇报给湖北籍的老校长。因为他经常把‘什么’说成‘么什’，所以学生们在背后都叫他‘么什校长’。他听到此消息后也赶到学生宿舍来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丰良，立刻安排校医去市民医院联系救护车和病床。下午校医回来说市民医院唯一的一部‘老爷牌’救护车又坏了，争取在晚上到学校来接病人。
“说实在的，我真佩服丰良的表演天分。他的病人形象是我用黄栀子和草药千里光分别熬水化的妆；他撒的金黄色尿液是钟克姑妈给的一小瓶维生素B片，被他连续超量服用后造成的。但他那病恹恹、看见红烧肉还‘焖油’的形象．特别是在校医对他进行肝部按压、叩诊时那痛苦不堪的表情，真是令人叫绝。丰良才十三岁呀，我想他将来肯定会成为超一流的表演艺术家的。
“下午我逃学了，跑到市民医院，躲进钟克姑妈的宿舍，直到晚上断黑以后，我才换上一身白色护士装，跟着钟克的姑妈钻进了救护车。那两个小时的紧张过程，我至今难忘。”
漆黑的夜晚，坑坑洼洼的马路上，一辆破旧不堪、全身发响的救护车，开着昏黄的车灯像头老牛似的向着国立二十四中行进。后车厢里坐着医生、护士和两个抬担架的护工。他们都戴着双层口罩，脸面遮得严严实实，只剩下一双双眼睛在沉滞地转动。好半天救护车才驶进学校大门，刚下晚自习的同学们都围着汽车来看。“么什校长”和校医领着医护人员急匆匆向着男生宿舍走去。途中，一个护士边跑边脱白色衣帽，斜刺地溜号向教工宿舍跑去。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人影跑来，“护士”连忙躲入小树丛后，等那人影跑过以后，才加速冲人马华老师的寝室。
原来在救护车拉着铃铛开进校门之时，负责监视马华的外号“刘歪嘴”的女训育员，正躲在教工宿舍的信件收发室里盯梢。忽然桌上内部电话的铃声急骤地响了起来，“刘歪嘴”懒洋洋地拿起听筒，但刚一听到声音她的脸色马上变得十分恭顺，因为听筒里响起的是“么什校长”那浓重的湖北口音：“刚才有学生来说，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大操场尽头的女厕所里乱搞，你快跑去看看，究竟在搞么什？”
“校长，我奉训育主任的命令，正在监视赤色分子马华，明天就要抓她了。”
“快去快回嘛，我在大门校警室看着咧，你（家）怕么什嘛！”
“刘歪嘴”听了不敢怠慢，放下话筒，拿起电筒，顺手抄起一根童军棍，急急慌慌就向几百公尺外大操场尽头的女厕所跑去。
“马老师，快换衣服！”气喘吁吁的慕容纾把白色的护士罩衫、帽子、口罩迅速递给马华。不到五分钟马华便穿戴整齐，慕容纾帮她提着一个沉重的小皮箱，两人飞快地向校部办公室前跑去。马华扭开急救车车厢后门，立即爬了上去，接过慕容纾递来的小皮箱，马上关了后车门。慕容纾这才回过头来，向着人声喧嚷的男生宿舍跑去，在半道上就看见两名护工抬着丰良，“么什校长”和校医陪着钟克的姑妈风风火火走来，一大群看热闹的学生在担架后面跟着。……
况浩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后在西南公安部五处及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侦察处工作。转业到重庆工业部门，“文革”中长期遭受迫害，平反后相继担任重庆市外贸局长、重庆市外经委主任、重庆长发集团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业余时问断续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南岭之鹰》《一双绣花鞋》《企业家》《宝笈疑云》《麒麟花》等中、长篇小说及电影文学剧本。《一双绣花鞋》在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风靡海内外。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展开激烈暗战。风姿超群、聪敏过人的女大学生慕容纾被浙实银行派去给国民党阔太太们当“牌秘书”，并很快成为她们的“心腹”。 此后，重庆国民党高层社交圈常常出现这位美丽的小姐……
就在绝密经济情报和政治情报不断被猎取时，英俊潇洒的国民党上尉军官向慕容纾发起了一场令人无法回避的爱情攻势……
女人无不憧憬爱情，然而，女人常因爱情或脆弱或坚强。地下党组织权衡利弊，指示慕容纾接受这份爱情……
由此，一场持续五十年，混合着爱情、家庭、信仰、命运、政治的情谍战将如何惊心动魄地展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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