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史籍三种校本》著者躬逢其役，记述了这一战役的全过程。他的记述是在同年四月卽战役过后仅两个月写的，因而日、时不爽，可以说是最可信的史料。今传世甲申史籍甚伙，然多出于斯时或少后身处江南的文入之手，望中原兵事，若隔岸观火，或但凭塘报，或杂集传闻，或山川城邑方位不明，或事件原委不详，致事态难于综理，且多不实之辞。《偶然遂》绝少这种毛病，细事如村镇道里，均可详按。本书言及这时李白成在河南的立足点为襄城，卽所谓『两行进奉，三为馈粮』李宏志的《述往》及其它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记述。这是其它书很少谈到的，甚至混淆襄城为襄阳。无疑这是为研究甲申史提供了一个今人尚知之甚少的重要事态。
《甲申史籍三种校本》的《后纪》部分，记叙了襄城战役之后，至弘光元年乙酉，著者的流亡生活。所述虽个人及其家族的经历，然由其避兵河朔，白事关中，会试京师，徙居泽州，重返河南，应召赴南京，及走谒史可法等的全过程，可窥知当时明王朝、农民军与满清三方军事、政治形势的消长之迹。他的每一次移徙，无不与中原逐鹿的大形势紧密相连。其纪事脉络与所系月日，皆可作为鼎革之际诸多车事、政治事件的重要参考。至于他所记述的，他在襄城被义军曹部俘虏，乃由于『梦言相符』而获生；在甲申六月于许、襄界卢家洞（郎举人卢六艺的堡砦》被义军都督袁姓者抓获，乃由于『天大雷雨』而未被处死等等，无疑是一种虚捏（在南京具呈吏部，他自己就已改变这种说法》，应作别样地解释了。
《甲申史籍三种校本》长时间以稿本藏于家。康熙问刘宗泗辑《襄城文献录》，曾摘录一小段置于汪乔年死事条目下。至乾隆晚期，新郑苏如溱官襄城县教谕，始据张氏家藏奉发刊，题诗弁诸卷首。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惟一本子，也是今据以点校的底奉。如溱字惠波，乾隆四十二年举人。由于襄城县志在乾隆十年后失修，其官襄城亦郎这个刻本的绝对年份，已难确考。就刻本版面诸特征及讳字判断，刻于乾隆晚期当无可疑。
这个刻本傅世者已很少了。据所知仅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及长篇小说《李白成》著者姚雪垠各庋藏一部。两馆藏奉书尾均有残缺，叙事至乙酉五月十一日骤止。蒙雪垠方家不吝所珍，才得校补为全书。据襄城县文献，张永祺未到浙江永康县就职，《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也是这样写的。而是在清兵攻占南京，南明覆亡之后，同年六月携眷返回襄城。后避世隐居，至康熙元年死去，以明遣民终身。《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中多次提到的永祺侄赍，字莘阿，初官广东程乡县教谕，桂王《朱由榔》立肇庆，擢为监军道。清师南下，赟督舟师逆战，败绩，自投水以殉。赟幼子本淦，流落江湖，乞食以归。永祺啼泣授以产，抚之成人。综观永祺生平，似非『但求升斗利禄』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者。至于他对待农民军的态度，则完全站在朱明王朝一边，这就无需多说了。
襄城刘青藜写有《孝廉张公传》。李时灿《中州先哲传。遣逸》亦为永祺立传。前者无差误，兹附录于后，以为知人论世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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