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导论》的写作一开始还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我对自己的译介学思想作了一番清理，觉得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论述译介学的基本原理：首先是要交待译介学的历史渊源、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学术背景以及译介学的理论基础，这些就是本书的“绪论”和一、二、三章的基本内容。
“绪论”部分我主要论述了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在著名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在其于1993出版的《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中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之后，更是引起了国内比较文学界对两者关系认识上的混乱。因此，在“绪论”部分着重分析了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之间的差别，以及比较文学视野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角和所揭示的新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绪论”也谈了翻译研究在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丰富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方面的贡献。
一章主要阐述了译介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当前的国际译学背景。译介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然而译介学并不是平白无故地发生、发展起来，它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外翻译研究史上绵延千年的“文艺学派”为它提供了非常丰富、扎实的文化积淀，而近三四十年来国际译学界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是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直接促进了译介学在当今国内外译学界和学术界的蓬勃发展。
第二章把读者的目光引向国内翻译界和译学界，具体论述了国内翻译界在译学观念认识上的滞后问题，这也是在当前中国我们研究译介学的现实意义。但是有一个问题本来在这一章里是可以谈、但我没有展开谈的，那就是与国内翻译界在译介学认识上的误区适成对照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比较文学界，他们对于译介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误译的研究意义和价值问题、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当代文化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等等，都觉得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没有任何疑问。而在中国的翻译界和译学界，却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充满疑虑、不解甚至反对，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承担中国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任?因时间关系，我对这个问题只能在以后另外撰写专文予以展开和讨论了。
第三章讨论的是译介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创造性叛逆。我觉得只有承认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才有可能谈得上译介学中的其他问题，诸如“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的主体性”、“译作的相对独立价值”、以及“误译的价值”，等等。因此我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第四至第九章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前三章探讨的是译介学研究的实践层面，第四章谈的是文化意象的传递与误译问题，通过这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讨论，我想让读者能够从文化层面上去发现和思考一些翻译中的具体问题。第五、第六章分别谈了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和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关系与区分问题，是两个非常大的问题，里面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发展，对此我在第十章里有所说明。后三章也即第七至第九章展示了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前景，我仅仅选取了解释学、解构主义和多元系统论三个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其实译介学的理论研究前景远不止这三个层面。但具体谈了这三个理论以后，读者就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去发掘新的理论研究层面了。
后一章，也即第十章“无比广阔的研究前景——译介学研究举隅”是我专为本书设计安排的。没有这一章，我觉得我这本书仍然只是一本纯粹的研究专著，有了这一章后，本书就比较明显地兼具了教材的特色。其实，这一章的设置也是受了绍望教授在本套系列丛书“出版总序”里所说的话的启发，他说：“这套教材的根本宗旨，应该在于使中国人明白到底什么是‘比较文学’，并且使对这一学科有兴趣的中国人懂得到底应该怎样做‘比较文学研究’。”我很赞成严老师的这一观点。迄今为止，国内比较文学“概论”、“通论”性质的教材或专著出版了不下十数种，但比较全面地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各个研究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并且能“展现学科各个内在领域的内奥与各自的特征，并力图使读者在理解学科的总体学术框架的同时，在比较文学的众多研究层面中体验学术的实践要领”，让读者能得其门而入，这样的教材和著作却还不多。本书第十章从曾经从我攻读译介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中挑选出五篇论文，以具体展示译介学研究的空间和前景。由于这些论文的作者本身都是青年学子，尽管其中有几位作者也已经是国内学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了，与读者的距离相对比较接近，读者阅读他们的论文更易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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