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37 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于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十余年，共抄出七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余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责成王际华、于敏中负责此项事务。至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按照乾隆帝的意愿，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搞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嗣后，大江南北兵祸连绵，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以及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相继遭劫。七阁《全书》仅有三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另有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毁而未尽，得以据它本补足。而藏于搞藻堂的《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硕果仅存的世间孤本。搞藻堂位于乾清宫北，本为皇帝个人休息之所，他人根本无从涉足其地，所以，人们对于《荟要》所知甚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荟要》裹到台湾。 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五百册。由于《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荟要》有着《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首先，书品精美，质量上乘。如前所述，《荟要》几经战火，已经是天壤间硕果仅存的珍品，不惟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部丛书的编纂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因此，《荟要》的书品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 界。据目睹此书的台湾学者说，《四库全书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中得到证实。
其次，选编精审，卷帙精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佚书，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荟要》的编纂却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故其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四库全书荟要》的体例一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所收图书数量却仅为《全书》的七分之一，计四百六十三种，其中，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一种，集部一百三十九种。总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所选图书均为先秦至于清代久享盛名的图书精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菁华尽备于斯。
再次，内容真实，少经删篡。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统计，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一百三十余起。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图书文献中有不利于清王朝统治和诋毁满人的文字。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乾隆帝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收入《四库全书》图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均被四库馆臣肆意删改，在这一意义上，清修《四库全书》，虽对于保留、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四库全书》中也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至少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由于这一原因，《荟要》收入图书种类虽然仅仅是《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荟要》确实远远胜于《全书》。
第四，校勘翔实，版本珍贵。《荟要》编纂过程中据以缮写的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于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藏历代善本和钞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佚书，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再由于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四库全书荟要》绝少错谬之处。据统计，《四库全书荟要》用来校勘的图书达五百余种，其中宋本六十二种，金元刊本六十三种，明刊本二百八十八种，清刻本五十种，此外还有《水乐大典》本十八种，仿宋钞本七种，稿本一种。时至今日，《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显得《荟要》版本的珍贵。
由于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荟要》的真容。因此，吉林出版集团对《荟要》的影印出版，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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