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一书所描绘的妇女受众的收讯研究，兴起于特定的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的结合，也是女性主义关怀与媒介和流行文化相互关联的经典议题。霍尔将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的过程分开，突破了文本框架内的意识形态研究套路和“文本决定论”所导致的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的弊端。凡·祖伦也吸取了霍尔的论点，她回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介入媒介收讯的各类研究，一方面赞许当代受众研究已把植根于社会和权力关系之中的日常生活情境与受众自身的文本解读的情感相结合，因为这些收讯研究主张妇女受众从媒介产品中获得建构意义的权力，而不是被给予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众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传统关系。于是，妇女受众成了意义的生产者，而不是媒介文本传输的意义消费者。正如凡·祖伦所言：“受众不再被视为由媒介定义或是召唤的被动臣服于别有用心的特定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意图；相反，受众是主动的意义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来阐释、容纳媒介文本的意义。”（van Zoonen，1994：149-150）而且“肥皂剧与言情小说就是妇女文化的一部分，在那之中，妇女私领域的主题和价值得到彰显，妇女被认为是理性的，而且妇女也可以嘲讽传统父权制的态度与道德，这是妇女愉悦的源泉之一。在流行文化的收讯中，社会性别认同持续地发生不易察觉的重构。给予妇女愉悦的流行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颠覆的源泉……”（van Zoonen，1994：150）另一方面，凡·祖伦也指出，如果我们认同流行文化的“喻悦政治”（politics of pleasure）对妇女具有自由、解放的意义，那么，女性主义的媒介批判政治也就枯萎了，难以发挥综合的文化批判的潜力，因而，“我们愈加难以批判流行文化建构了一套社会性别认同的霸权体系”（van Zoonen，1991a：35，转引自van Zoonen，1994：7）。显而易见，流行文化的愉悦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之间矛盾重重，凡．祖论的论证超越了对理论分歧的辩难，转而批评现有的媒介极为忽略如何动员与支持女性主义的思想与行动，急切地呼吁提升媒介如何扮演“公共知识的代言人”的角色，以及媒介如何使人们发挥公民的作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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