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别人的书写序言，这还是次。
这部著作的序言，本不该由我来写。因为我既不是什么名家，也不是学富五车、博览古今的人。虽说滥竽历史研究之列已有多年，但早被各种“不务正业”的旋涡卷走了半生宝贵的年华。如今已发苍苍而视茫茫矣。当武新立同志告诉我谢老为他的书写序，要我给他写序时，我惶恐得连连摇头。
谢国桢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名家，又是版本目录学的专家，不仅学识渊博，著述等身，而且具有真正的长者之风。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对于后学，尤多提携和帮助，关心备至。当他知道武新立同志正在编写《明清稀见史籍叙录》时，十分高兴，诸多鼓励，并主动提出为该书写序。在他今年八月因病住院期间还不断提及此事。谁知谢老竟一病不起，不幸于九月四日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郑重嘱托我：“万一有三长两短，你就代我为新立的书写篇序吧。”
当我们怀着悲痛心情开完谢老的追悼会之后，这副像千斤重担似的序言竟然难以推卸地压在了我的肩上。抔土未干，言犹在耳，我只能遵照谢老的遗言硬着头皮来写了，不然何以慰谢老在天之灵。
彷徨中，我忽然想起了俄国文学家莱蒙托夫的话。他说：“不论什么书，序言总是写于后而放在前。它或者用来说明写作的目的，或者作为批评者的答辩。但读者并不关心道德的宣扬和刊物上的攻击，因此他们不看序言。”但愿他的话都是真的，如果读者不看序言，我又何必这样作难呢7按他说的，写点作者的撰述目的、内容，不就可以在读者的“不关心’’和“不看”之下而各全其美了吗?假若有人对序言提出批评，当然由我承担责任，但是，我却永远不会“答辩”的。
新立同志把《明清稀见史籍叙录》的全部稿子摆在我的案头上，我津津有味地翻览。我越读越上癮，仿佛饮着盅盅醇酒，杯杯甘露。当我连续读完全部书稿之后，又好像饱餐了一顿丰盛的佳肴，口内犹留有余香。
的确如此，武新立同志这本《叙录》收录和介绍了明清稀见史籍共一百三十七种。其中有明人著作七十一种；明末清初人著作十七种；清人著作四十九种。在这些书里，属于刻本者六十有一；属抄本者四十有三；属稿本者二十有六；尚有活字本等七种。都是比较珍贵和罕见的书。其中有李元鼎、舒位、孙星衍以及徐渭仁等名家的批校本。又有钤“乐天”、“勤学好问”乾隆御章及“翰林院”大印等宫廷故藏和文徵明、毛晋等名家所收藏的善本。有些书是孤本，或为世不易见之物。例如《郢事纪略》、《罗氏杨干院归结始末》、《剂和悃诚》、《桐川语》、《及春堂集》、《保桐始末方略》、《靖海志》、《明稗类钞》、《艺风堂别钞、杂钞》、《钝斋文选》、《五湖异闻录》、《东塾杂俎》、《东华备遗录》等等。这些或是刻本，或是稿本，或是抄本，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堪称重要史册。
武新立同志撮取各家之长，在《叙录》的写法上有自己的特点。他不仅介绍书的版本和作者，还介绍书的篇目、内容和史料的使用价值，并摘录其中一些重要而又不常见于他书的材料，这就避免了只讲版本、作者或只讲提要内容的偏向，而提供给读者多方面的信息。同时，重要资料的摘录，也给未曾看到该书的人提供了鉴别和择用的方便。说它是给关心明清史的同志指了一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路径，也许不算过分吧?
多年来，大家都有个深切的感受，一谈起看书，无不搔首蹙额，从嘴里蹦出个“难”字来。人家开架阅览，套套资料可供随时复制，我们呢，看一本书，先不说翻目录、查索引，待到书拿到手里，几个小时早已飞走了。要是想借阅稀见的所谓“善本”书，那可难上加难了，清规戒律之严、手续之繁、门坎之多，即就是历尽艰辛，有时也不见得能如愿以偿。
善本书的界限这些年来越划越大，而可供读者方便阅览的范围却越弄越小，困难和矛盾重重，但改变现状的办法却不见切实可行的方案。国内收藏善本书的单位，重视珍藏和妥善管理这是对的，但如果秘不示人，让书籍沉睡在那里，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去用，就太不应该了。所以我常叹服那些文物鉴赏家的“慧眼”，但更盼望能有远见卓识的“慈悲心肠”，把读书人送进超脱的“彼岸”。我总认为前人写书是为了后人去读，不用不读，岂不辱没了先人之志!但愿藏书之家，特别是那些负其责者能体贴著者的本义。
武新立同志身居冀北，曾随谢老访书江南，熟知门庭深邃，借书之难，读书不易。遂作《明清稀见史籍叙录》，将历史所部分珍藏详加介绍，公诸于世，为文化和学术研究尽一份力量，我想这就是他呕心沥血完成这本著作的目的吧?我深信，这本书将会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
史籍的介绍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历代均有著述，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此类书却出得很少。像新立同志这样介绍稀见史籍，确实还是少有的。应该重视这类书籍的撰写和出版。我希望新立同志的行动能得到广泛地响应，愿更多的在图书馆工作的同志，自己站出来对自己的稀见珍藏详加介绍，让读者一新耳目，增长见识，那么，读者一定会感恩戴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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