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喜地看到清华这本《明代唐诗接受史》书稿终于问世，我实已等待多时了。记得还是在九年前，清华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不久便选定明代诗学为主攻方向。三年后写出学位论文《明代格调论诗学研究》，在答辩会上颇得一些专家学者的好评，希望他继续努力，加工成专著出版。我也催着他早日将成品拿出来，可他总是说：“还需要多看点材料，多作些思考。”一晃眼四五年过去，书稿仍不见踪影，不过我知道他并未闲着。这期间他承担了我所主持的《唐诗学史稿》明代部分的撰写，又在各种刊物上陆续发表专论多篇，就所述及的范围而言，较之原先的博士论文确实显得更充实也更深入，这当然是在为书稿做准备的。终于到了去年秋天，眼看着和他同时甚或晚几年毕业的博士们，一个个将学位论文变成专著，他似乎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发誓说：“明年一定交出答卷来。”于是才有了眼前三十多万字的著作。
为什么清华要对这本书稿倾注如许心力呢？除了他惯常持有的锲而不舍的人生态度外，主要是因为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唐诗作为我们民族艺术文化宝库里的瑰宝，是人所皆知的；它在民族诗歌传承中呈现出独特的风采，后世有所谓“唐音”与“宋调”之辨，亦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历史公案。但将历代的唐诗研究视为一门学问——唐诗接受学（或日唐诗学），且将其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成唐诗的接受史（唐诗学史），则还属于晚近兴起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是大有可为的待开发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明代的唐诗接受无疑占据着十分显要的位置。明人“举世宗唐”的诗学风气，不仅推动着唐诗的接受活动向着普泛的对象和多样化的形态展开，更在诗学观念的提炼和诗歌体式的辨析上达到相当精深而细微的地步。可以说，唐诗学之成为一门学问，是在明人手里才得以真正实现的，而整个中国诗学理论与实践的建设亦由此而上了一个台阶。
明乎此，当不难理解作者何以要在这个题目上化大力气了。就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著作而言，它确实做到了对明代唐诗接受史的系统清理和总结，不仅揭示了接受活动所由发生的历史环境，勾画出其三大段六小段的基本进程，还对各个时期、各家各派的唐诗接受观念与方法加以细致的比较分析，对各种接受形态亦均有具体而翔实的考察，其中含有不少作者独到的发现与思考。我尤其欣赏书中有关明代唐诗文献学的认真发掘与重点阐说，这类涉及选诗、编集、汇刻、圈点、评注、考释等多样形式的接受活动，原是我国古典诗学传统里的一大宗遗产，关联到许多方面的文化现象和审美情趣，但由于零散而不成体系，每每为当今论者所忽略。本书所下的工夫虽尚是初步的，却也能为今后的诗学研究提供范例。
当然，学问永无止境，清华自己也未必以既有的成果为满足。他曾对我说：“明代诗学特别是格调论诗学，理论上还大有可深入的余地，文章并未做足。”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是符合认识规律的。在写成这本著作之后，或许他会有进一步的考虑，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不断奋进，我热切地期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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