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文论，多数出自作家之手，它与创作的联系，较前代尤为密切。参照传统对文学
的分期方法，同样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文论划分为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六个阶段，其间
发展变化的轨迹，大略可得而言。
魏、晋以后，文学逐步朝着重摛藻、对偶、隶事、声律的方向发展，文风日趋‘绮丽’。梁简文
帝、陈后主以帝王之尊，提倡艳情诗，曾一度把创作引入歧途。但从整体上看六朝文学，诚如宋姚铉
所说：‘虽风兴或缺，而篇翰可观。’〔一〕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權建立了隋王朝，并进而统一全国，结束了东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为
南北文学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隋所承继的北周，是一个比较轻视文学的朝代，隋文帝也因袭
了这一传统。这只要看一看以下事實，就可概见：北周文帝企圖改革‘競为浮华’的文风，极力推崇苏
绰倣尚书所作的大诰，并命令‘文笔皆依此体’〔二〕；再如当时著名作家如王褒、庾信、李德林、卢思
道、薛道衡、虞世基等或来自梁、陈，或来自北齐，几乎无一出自北周和隋本土。隋文帝本人，又
‘不悦诗书’而‘少文’〔三〕。于是，在文学方面，与其所推行的‘躬节俭，平徭赋’的政策相适应，力主
‘屏黜轻浮，遏止华伪’〔四〕，甚至把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在这种情況下，
曾为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出谋划策而‘甚见亲待’的李谔所上的论文书，必然要希其旨意，痛诋文学创
作了。
在李谔论文书中，批判齐、梁诗风之形式主义倾向，不无一定道理。但就这篇文章整体而言，它
无异是一篇取消文学的宣言书。它不仅指责‘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完全无视建安文学之业绩，而且攻击‘以缘情为动绩’，‘用词赋为君子’，对缘情的诗赋，不加区别地
一概採取排斥的態度。这显然是逆潮流而动的文学主张。正因为逆潮流而动，所以，对于遏制绮丽文
风并未取得實际的效果。
到了隋末，被人推为‘大儒’的王通，论文主张以儒家伦理道德和阐扬‘帝王之道’为旨归。但和李
谔的见解是不同的。他并不否定文，而只是反对‘言文而不及理’；他不反对诗，而是提倡诗要‘约以则’，
能反映‘民之情性’。虽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不符合当时文学的发展趋势，但毕竟与李谔的主张
不同。正由于这一点，到了唐代，李谔的主张，罕为人所徵引；而王通其人及其论文主张，则常为人所
推许或引用〔五〕。足见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在隋代，顺乎文学的历史潮流而动的文论，应推后于李谔而先于王通的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一书了。
此书已久佚，但在日僧空海的文镜祕府论中时见徵引。由书名及文镜祕府论中四声论、笔札七种言句
例、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病得失各节所引的资料看来，这无疑是一部有关声律病犯的著作。上承沈
约的四声，下启上官仪的笔札华梁，于近体诗格律的奠定，不无促进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刘善经
在四声指归里，还就各种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艺术构思、文章结构等具体写作方法陈述了自已的看
法，对于诗歌、骈文的发展，理应有其积极意义。
总的看来，隋代是南朝文论向初唐文论发展的一个过渡期，作为这一过渡期的代表作，应该是刘
善经的四声指归。至于李谔的论文书和王通的一些文学见解，在当时只是一种与文学发展趋势不相应
的插曲而已。
二
在唐初文坛，佔统治地位的仍是南朝以来绮丽之风。唐太宗李世民既位以后，以亡隋为监，励精
图治，成为一代英主。但他又酷好文学。为了巩固其统治權，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无益劝诫’的
‘浮华’文体〔六〕，並且在帝京篇里，以诗的形式直抒自己不‘释实求华，以人（民）从欲’的‘雅志’。但
在骨子里，他仍未擺脱绮丽文风的深刻影响。他特意为晋书陸机传作后论，盛讚陸机‘远超枚、马，
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自己写的文章，要叫以文词‘绮错婉媚’著称的上官仪‘视草，又
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七〕；甚至作宫体诗要虞世南赓和〔八〕。 凡此等等，都可以看出唐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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