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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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女士的日记》作者丁玲，在一般意义上讲，中篇小说通常是就小说的篇幅而言，它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体裁。对于中文作品来说，人们一般将三到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叫作中篇小说。在英文中，长篇小说称为novel，短篇小说为short story，各自拥有独立的称谓，而中篇则是novelette，是一个在词义上具有依附性的衍生词，字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小于长篇的小说。这表明中篇小说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概念的形成是伴随着其创作的产生而逐渐清晰的。鲁迅先生创作于1921年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之后陆续出现了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萧红的《生死场》，巴金的《憩园》等优秀的中篇作品。这种影响一直接续不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篇小说更是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以致有研究者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近三十年文学的高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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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概念的形成是伴随着其创作的产生而逐渐清晰的。鲁迅先生创作于1921年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之后陆续出现了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萧红的《生死场》，巴金的《憩园》等优秀的中篇作品。这种影响一直接续不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篇小说更是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以致有研究者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近三十年文学的高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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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转至南京幽禁三年。1936年9月须党的营救下逃离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丁玲文集》五卷。
晚年的丁玲被骂成“左”，丁玲晚年曾说道：：“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丁玲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但对他两人的事迹，我都不熟悉，看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丁玲的看得很少。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掌故，就是鲁迅误会丁玲是沈从文的事。事程是这样的，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著，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那时，丁玲那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後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做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从此，两人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离。
这事在鲁沈固然是憾事，但在沈丁却在一种特别的缘分将两人拴在一起，这也许也是一种暗示，暗示两人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开头。我初听这段掌故时，还以为是沈从文拿著丁玲的信去找鲁迅，原来不是。事实上，发生误会事件时，沈丁只见过一次，是胡也频介绍的，而几天後，丁玲就跑回湖南。
我以前也隐约觉得沈丁应是朋友，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麼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这是可信的。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著自己的面有私情？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後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却一边写作，一边教书，从此，胡丁和沈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理。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不畏危险，多方奔走营救不果，不久胡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从狱中写信求救，就是写给沈从文的，可见对沈从文的信任和两人感情的深厚。胡被害不久，为了安全计，丁玲决定把儿子送回故乡给母亲抚养，也是沈从文护送丁玲回去的。为此沈从文还掉了教席。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後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丁玲此次被捕，疑是被同居的男友名冯达者出卖，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新年——-是姓冯的带著便衣摸到他和丁玲的同居处。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个的友谊，更让人感动。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後人心仪的故事：近代两位大作家感人的情谊，高尚的情操（当然，後来的破裂，只是有损情谊，未必损及情操）。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後，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是这样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56年，当了右派後，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
越看越让我难过。或者，对错，不是我可以评定的，更有可能对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十年的酷劫对人性，灵魂的催残和造成人与人间的信任的极大破坏。但我个人还是较倾向和同情沈从文，丁玲的指责实在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麼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後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麼作用？造成丁玲後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49解放後，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唯一让我觉得好过一点的是，对这种横加的指责和辱骂，沈从文一直沉默，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不平的心情————这些信件沈从文死後，才由友人公开发表。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昔日的好友，相互指责，口诛笔伐，情何以堪？从此，沈丁彻底破裂，形如陌路人。
据说，沈丁的友情，自从丁玲的被软禁期间就出现了裂纹。1935年，沈母病危，沈从文回乡探母，途经丁玲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只住了一晚，来不及看望丁玲母亲，而一到家又逼於因当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后就直接返回北京。後来就有人自称是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告诉丁母，说当晚沈从文住在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建议义沈从文从文去看沈母，而沈从文拒绝，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记丁玲》当在报纸上连载。但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师范学校，而沈从文当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学校，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开的旅馆，事见於当年所作《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带獭皮帽的朋友》。丁母听信谣言，後来又告诉丁玲，于是产生了误会。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其事，沈母病危，沈从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来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丁玲是求全责备了。还有就是丁玲误会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自己，又加深了误会。
据後人分析，光这些还不足这样，主要原因可能是《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作为旁观者，对一些事实的记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错误，让丁玲觉得感情受到伤害。而且作为朋友，就事论事，沈从文对胡丁两人没有太多过高的称赞，让五十年後的丁玲觉得不快。而且，後半生苦於政治的丁玲，却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愿意人们提到她和冯达的事，沈从文的纪实，也就等於揭人创和私隐一样。而且经过三十年苦难的丁玲，变得草木皆兵，也许是需要找个突破口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是压抑了太多的愤慨，也许是出自对前夫的爱护，就这样《记胡也频》成了罪状……
掩卷无言。我真的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这样一个温情的题目，内容竟是两人的恩怨，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後却在彼此的误会中反目，直到双方去世。看著两个同是时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倍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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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丁玲被骂成“左”，丁玲晚年曾说道：：“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丁玲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但对他两人的事迹，我都不熟悉，看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丁玲的看得很少。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掌故，就是鲁迅误会丁玲是沈从文的事。事程是这样的，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著，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那时，丁玲那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後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做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从此，两人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离。
这事在鲁沈固然是憾事，但在沈丁却在一种特别的缘分将两人拴在一起，这也许也是一种暗示，暗示两人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开头。我初听这段掌故时，还以为是沈从文拿著丁玲的信去找鲁迅，原来不是。事实上，发生误会事件时，沈丁只见过一次，是胡也频介绍的，而几天後，丁玲就跑回湖南。
我以前也隐约觉得沈丁应是朋友，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麼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这是可信的。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著自己的面有私情？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後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却一边写作，一边教书，从此，胡丁和沈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理。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不畏危险，多方奔走营救不果，不久胡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从狱中写信求救，就是写给沈从文的，可见对沈从文的信任和两人感情的深厚。胡被害不久，为了安全计，丁玲决定把儿子送回故乡给母亲抚养，也是沈从文护送丁玲回去的。为此沈从文还掉了教席。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後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丁玲此次被捕，疑是被同居的男友名冯达者出卖，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新年——-是姓冯的带著便衣摸到他和丁玲的同居处。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个的友谊，更让人感动。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後人心仪的故事：近代两位大作家感人的情谊，高尚的情操（当然，後来的破裂，只是有损情谊，未必损及情操）。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後，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是这样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56年，当了右派後，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
越看越让我难过。或者，对错，不是我可以评定的，更有可能对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十年的酷劫对人性，灵魂的催残和造成人与人间的信任的极大破坏。但我个人还是较倾向和同情沈从文，丁玲的指责实在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麼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後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麼作用？造成丁玲後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49解放後，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唯一让我觉得好过一点的是，对这种横加的指责和辱骂，沈从文一直沉默，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不平的心情————这些信件沈从文死後，才由友人公开发表。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昔日的好友，相互指责，口诛笔伐，情何以堪？从此，沈丁彻底破裂，形如陌路人。
据说，沈丁的友情，自从丁玲的被软禁期间就出现了裂纹。1935年，沈母病危，沈从文回乡探母，途经丁玲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只住了一晚，来不及看望丁玲母亲，而一到家又逼於因当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后就直接返回北京。後来就有人自称是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告诉丁母，说当晚沈从文住在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建议义沈从文从文去看沈母，而沈从文拒绝，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记丁玲》当在报纸上连载。但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师范学校，而沈从文当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学校，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开的旅馆，事见於当年所作《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带獭皮帽的朋友》。丁母听信谣言，後来又告诉丁玲，于是产生了误会。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其事，沈母病危，沈从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来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丁玲是求全责备了。还有就是丁玲误会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自己，又加深了误会。
据後人分析，光这些还不足这样，主要原因可能是《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作为旁观者，对一些事实的记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错误，让丁玲觉得感情受到伤害。而且作为朋友，就事论事，沈从文对胡丁两人没有太多过高的称赞，让五十年後的丁玲觉得不快。而且，後半生苦於政治的丁玲，却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愿意人们提到她和冯达的事，沈从文的纪实，也就等於揭人创和私隐一样。而且经过三十年苦难的丁玲，变得草木皆兵，也许是需要找个突破口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是压抑了太多的愤慨，也许是出自对前夫的爱护，就这样《记胡也频》成了罪状……
掩卷无言。我真的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这样一个温情的题目，内容竟是两人的恩怨，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後却在彼此的误会中反目，直到双方去世。看著两个同是时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倍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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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女士的日记》作者丁玲，在一般意义上讲，中篇小说通常是就小说的篇幅而言，它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体裁。对于中文作品来说，人们一般将三到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叫作中篇小说。在英文中，长篇小说称为novel，短篇小说为short story，各自拥有独立的称谓，而中篇则是novelette，是一个在词义上具有依附性的衍生词，字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小于长篇的小说。这表明中篇小说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概念的形成是伴随着其创作的产生而逐渐清晰的。鲁迅先生创作于1921年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之后陆续出现了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萧红的《生死场》，巴金的《憩园》等优秀的中篇作品。这种影响一直接续不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篇小说更是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以致有研究者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近三十年文学的高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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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概念的形成是伴随着其创作的产生而逐渐清晰的。鲁迅先生创作于1921年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之后陆续出现了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萧红的《生死场》，巴金的《憩园》等优秀的中篇作品。这种影响一直接续不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篇小说更是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以致有研究者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近三十年文学的高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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