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天才一样思考，像受人尊敬的作家一样写作，而说起话来却像个孩子。在美国，在学院的整个进级过程中，从卑微的讲师到正教授，我从未事先不准备好打字稿就向听众宣讲，眼睛也从未离开过被灯光照得明亮的讲台上的讲稿。我在电话上常哼啊哈的语焉不详，弄得打长途电话过来的人自家的英语不说了，换成病态的法语。在聚会的场合，假如我想用一个好故事来让大家高兴，我就得每隔一句便作口头删改。连吃早饭时面对着妻子描述梦境都只能算是初稿。
在这种情况下，没人该请我接受采访，假如“采访”指的是两个正常人之间的谈话的话。早先至少试过两次，一次还对着个录音机；当录音带被重放时，我的笑也停了；我知道我这一生中再也不会重复那种表演了。现在，我事先准备得很仔细，以保证摇扇子时悠然自得。采访人的问题得写好了送我，我也用书面形式来回答，再一字不差地发表。这是三个先决条件。
然而，采访的人希望来拜访我。他希望看见我的铅笔停在纸页上的情形，希望看见我那涂了色的灯罩、我的书架、我脚旁睡着的老白猫。他觉得他需要背景音乐，假兮兮的非正式场面。还要尽可能多的丰富多采的细节，能记住多少是多少，假如不是用笔写下的话（“纳——吞下一口伏特加，咧着嘴讥笑道——”）。我有没有心取消这种惬意？是的，我有。
稀疏的头发所用的某种优质发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难看的乳状物。制造发膏的人往里加了点绿色以使它不难看——用美容学的传统行话来说，绿色旨在表明春天的清新如松树、玉、树蛙之类的东西。然而，要想让瓶里的东西诱人，用前必须使劲晃一晃；否则，处于静止状态的瓶子会显出一英寸宽的绿色边缘，底下是未变的、纯正的、乳色的液柱。在我看来，用前不晃瓶是该坚持的原则。
同样，在涉及印出来的采访结果时，我无视浮面的装饰，只保留基本的实质的东西。我的文件中存有几种语言的约40份采访结果，这里只收了英美记者采访的几份儿。之所以要跳过几份儿，是因为这几份儿是可怕的化合物，还不只是晃几下瓶子的事儿，我的正宗答复给人类感兴趣的人造颜色混得一塌糊涂，还被制造者添了油醋，想分都分不开。另有几份儿去掉好意的小手脚（也有俗丽的新闻捏造）并不难，于是逐步剔除每一自发的因素，恢复谈话的原貌。这件东西到底成了干净有序的文章。这才是书面采访应有的理想形式。我的小说很少给我机会发表私人的观点，于是我不时地表示欢迎迷人的、礼貌的、有智慧的来访者向我突如其来地发问。本卷的访谈录之后，附有几封致编者的信。这些信就像律师所说的“自我说明”，完全是一样的东西。后，还加上一束小文章，除了其中一篇外，都是在美国或瑞士写的。
斯温朋对“一群歹毒的诗棍（后变成评痞）”有着机敏的评价。1930年前后在巴黎的俄侨文学小圈子里，这种奇怪的现象也典型地发生了。布宁、霍达谢维奇和另一两位杰出的作家的美学思想就遭到了各种“有使命感”的评棍的尤为恶心的攻击。在那些年里，我巧妙地嘲弄那些诋毁艺术的人，极为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作品在那个小集团里引起的愤怒。然而，今天把我那无数的旧文章从蹩脚的俄语译成迂腐的英语，再解释一番从前是如何的紊乱，现在用了什么策略补救的话，无论对我来说，还是对读者来说，都是件无趣的工作。我允自己惟一破例是谈霍达谢维奇的那篇文章。
后要说，我偶一为之的英语散文的目前这本东西（剪掉了长长的俄语影子），似乎反映了比“V·西林”更随和一点的人的思想状况。提起西林，俄侨回忆录的作者、政客、诗人和神秘人物会产生复杂的感情；这些人仍记得我们30年代在巴黎的伏击战。不管我如何固执已见，但今天在我的观点的表达中弥漫着温柔敦厚。本该如此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73年于蒙特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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