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
党风问题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指导党风廉政建设以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有着重大的直接意义。黄飚编写的这本《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坚持历史和理论相统一，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原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力图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的内容和结构，摘要如下。导论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的基本范畴、研究的历史分期，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还很不够。第一章概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有：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展科学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有力量的表现；推崇高尚的风范，批评庸俗的作风，等等。第二章概述了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新型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型党必须坚持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的作风；新型党必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新型党必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新型党要同骄傲自大和特殊化等现象作斗争，锻炼一个好的风格，等等。第三章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该发展过程共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开端；第二个时期，从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召开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形成；第三个时期，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日趋成熟和完备；第四个时期，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阶段从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第五个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严重受挫；第六个时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第四章阐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在这一章里，首先阐述了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等等。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创造性地提出了党风的概念，高度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强调党风制约着党的路线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指出了党的作风的本质；把党的作风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加以解决；创造了整党整风的新方法；系统地提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等。第五章阐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这一章首先介绍了邓小平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地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端正党风、反对腐败，要从领导干部抓起。接着阐明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强调改进党的作风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提出了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抓准了党风建设中最重要的方面；提出了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依靠群众；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形式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等等。第六章阐述了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在这一章里，首先概述了江泽民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党的宗旨，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对党风建设认识的新高度和新水平：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深刻理解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必须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制度建设是搞好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保证；坚决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作风建设要坚持领导带头，狠抓落实。接着论述了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用整风的方式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活动；提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调要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学风和工作作风；概括新的优良作风，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等等。第七章阐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新的实践中取得的新成果、作出的新贡献。主要包括：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的实践；重温“两个务必”，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及预防腐败体系；提出“四个大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以党章为准绳，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开展；提出领导干部保持“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要求；提出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的要求；强调用制度来保证党风建设的实际成效，等等。这些新成果、新贡献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的理论宝库。结束语部分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相结合，并使这一理论在中国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也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个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且这个过程仍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既包括理论又包括实践，涉及面非常广泛。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述，恐怕是笔者的学力及篇幅所不及的。笔者力图在学术界已取得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问题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党风建设理论进行尽可能全面的阐述；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及他们所作的贡献进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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