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经济文选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从“总产值”谈起
　　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
　　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感想
　　流通概论
　　关于经济研究工作如何为农业服务的问题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
　　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
　　必须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
　　什么是生产力以及关于生产力定义问题的几个争论
　　重视理论提倡民主尊重科学——回忆少奇同志的几次讲话
　　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兼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加强统计工作，改革统计体制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兼论第三次产业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以及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性质问题
　　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兼论按资金量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问题
　　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

　　    孙冶方，于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原名薛萼果，父亲是荣氏家族在无锡纱厂的一名小职员，家境贫寒。1921年即他13岁的那年秋天才进入无锡县立的小学读书，但很早就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经中共上海区委批准即正式转中共党员。不久，无锡地下党组织成立，孙冶方被选举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同年底加入国民党。1925年11月，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孙冶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去的有60多人，其中有张闻天、乌兰夫，还有王明等。在那里经过两年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1927年夏毕业后，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27年11月，东大中国留学生合并到中大，孙冶方也随之返回中大继续担任讲课翻译。从那以后，孙冶方的一生就融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浩瀚学海之中。1930年9月，孙冶方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后又任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委会主席。年底，调任沪东区工商联筹委会主席。1931年初，孙冶方在英租界被捕，但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断定他是共产党员，以为是“乡下佬”，因此在捕房里关了七天就释放了。出狱后，孙冶方立即向党中央递交书面报告，希望恢复组织关系，同时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王明宗派集团把持着中央领导权，对孙冶方的“书面报告”置之不理，孙冶方被排斥在党外七年之久。这期间，孙冶方在逆境中一直坚持斗争，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透彻理解，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深人工厂、农村，以大量的调查材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批判王明和“托派”夸大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反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左倾观点。1934年6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孙冶方不得不绕道香港去了日本，在东京替商务印书馆翻译卢森贝《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935年9月：回国，继续从事《中国农村》的编辑工作。1937年5月，孙冶方恢复了党籍，调任中共江苏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40年9月，孙冶方根据组织决定去延安，途经重庆时，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指示他去苏北华中局工作。1941年6月，孙冶方到了苏北根据地，先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教科科长，后又去华中局党校教学并兼任教育科科长。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提倡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9年随军到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孙冶方最有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的文章，大都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1956年11月，他联系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深感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①等文章，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期，他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从总产值谈起》，批判总产值指针妨碍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指出：利润指针是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针。1959年7月，他在《论价值》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改革主张，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论为批判对象，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从1960年底开始，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系统清算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各种有害倾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4年8月开始，孙冶方被戴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受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1968年4月5日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4月10日出狱，其间，1972年3月，他以给“外调”人员写材料为名，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长篇文章，驳斥了康生、陈伯达一伙政治骗子的谬论，出狱对军宣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从这以后，孙冶方又撰写了大量文章，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紧迫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还深入清理了斯大林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侵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孙冶方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22日下午5时，这位拼搏了一生的斗士，带着铮铮铁骨，离开了我们，时年75岁。

　　    孙冶方先生1908年10月24日出生，1983年2月22日病逝。他从20世纪20年代融入经济学的浩瀚学海之中，曾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孙冶方先生在经济学研究中始终立足中国国情，胸怀国家和民族利益，以自己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引领了中国一个时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治学品德，给经济学人树立了做人治学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