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罚改革的权力与人文基础研究

　　导论  问题的由来与基本概念——兼及研究方法与成果创新
　　一、问题的缘起：刑罚严厉性与心态的关系
　　二、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与研究视角的确定
　　（一）心态与人文
　　（二）重要的人文范畴：权力与专制权力、儒家思想、社会惯性、意识怪圈
　　（三）极端化与极端化刑罚结构
　　（四）研究视角的确定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
　　四、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  刑罚改革的必要性——极端化刑罚结构
　　一、我国现行刑罚设置结构研究——极端化刑罚设置结构
　　（一）刑罚设置的立法考察
　　（二）刑罚设置极端化结构的缺陷
　　二、我国当代刑罚适用的考察——极端化刑罚适用结构
　　（一）1979年刑法颁行前的刑罚适用
　　（二）1979年刑法施行后的刑罚适用
　　（三）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的刑罚适用
　　（四）考察结论：刑罚适用极端化结构及其背后
　　三、存在于我国历史上的刑罚极端化
　　（一）死刑极端残酷
　　（二）恩赦与刑罚适用极端化
　　（三）罪刑的极端不均衡
　　第二章  历史根源之一——极端化刑罚结构的专制权力机制
　　一、专制主义与刑罚的关系
　　（一）专制主义及其与刑罚的关系概述
　　（二）中、西专制主义的比较分析
　　（三）西方专制主义与刑罚关系的实况
　　（四）西方古代的刑罚残酷是有节制的
　　（五）中国古代的刑罚残酷是缺乏节制的
　　二、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刑罚极端化
　　（一）权力是帝王的私产，是帝王驾驭人民的工具
　　（二）皇帝言出法随，造成刑罚极端化
　　（三）专制主义妨碍经济发展，加剧刑罚极端化
　　（四）刑罚世轻世重，维护帝国统一的需要加重了刑罚极端化
　　（五）暴君的“榜样”作用与刑罚极端化
　　（六）君主专制与极端化刑罚结构如影随形
　　三、儒家思想与刑罚极端化
　　（一）中国的儒家思想统治
　　（二）对于儒家思想的总体评价
　　（三）儒家竭力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从而导致刑罚的随意性
　　（四）儒家的礼与刑罚畸重畸轻
　　（五）严格等级制度与刑罚畸重畸轻
　　（六）儒家的刑罚之道与刑罚极端化
　　（七）儒家思想妨碍了有利于刑罚进化条件的形成
　　（八）儒家思想被利用来制造极端化刑罚的驯顺受体和继承者
　　（九）儒家思想对于刑罚极端化形成的巨大影响力
　　第三章  历史根源之二——极端化刑罚结构的社会惯性
　　一、家族社会与刑罚极端化
　　（一）家族社会概述
　　（二）家长权、族长权与刑罚畸重畸轻
　　（三）家族伦理之“孝道”与刑罚极端化
　　（四）家族伦理之尊卑等级秩序与刑罚畸重畸轻
　　（五）对于风化犯罪的处罚与刑罚极端化
　　（六）畸重刑罚与畸轻刑罚在社会关系犯罪中并存
　　（七）统治者对家族的矛盾态度与刑罚极端化
　　二、义务本位与刑罚极端化
　　（一）义务本位的另一面——古代中国人权利观念的缺失与刑罚极端化
　　（二）义务本位使专制权力肆无忌惮
　　（三）义务本位使民众对于极端化刑罚的耐受度提高
　　第四章  历史根源之三——极端化刑罚结构的意识怪圈
　　一、信仰的混沌
　　（一）信仰概述
　　（二）宗教信仰的混沌
　　（三）民间信仰的混沌
　　二、信仰混沌与刑罚极端化
　　（一）信仰混沌与立法者没有限制的意志
　　（二）信仰混沌与大众奴化状态的深化
　　（三）信仰混沌造就硬化的心态
　　（四）信仰混沌加剧刑罚极端化
　　第五章  爱与宽恕——对极端化刑罚结构意识怪圈的消弭
　　一、基督教宽恕是西方刑罚文明的支柱
　　（一）关于西方刑罚文明——一个现实的考证
　　（二）西方刑罚文明的历史渊源
　　（三）基督教的爱与宽恕
　　（四）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巨大影响
　　（五）基督教爱与宽恕之于西方刑罚文明
　　（六）对一个可能异议的反驳——客观认识宗教裁判所
　　（七）信仰的作用
　　二、我国传统文化中爱与宽恕的影子
　　（一）传统文化中的爱与宽恕
　　（二）作为皇恩的宽恕
　　（三）爱与宽恕没有远离中国人
　　三、刑罚宽恕的合理根据
　　（一）宽恕的犯罪学基础
　　（二）宽恕的刑罚论基础
　　（三）爱和宽恕是行刑社会化的要求
　　第六章  人权——对极端化刑罚结构社会惯性的缓冲
　　一、人权保护需要排斥刑罚极端化
　　（一）关于人权
　　（二）西方人权蒙昧阶段之于酷刑的容忍
　　（三）西方人权消极权利阶段对于酷刑的反对
　　（四）西方人权积极权利阶段刑罚的轻缓
　　（五）人权保护倡导刑罚轻缓
　　二、我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加强人权保护
　　（一）受刑人与社会弱者
　　（二）中国社会阶层之分析
　　（三）难以断定我国市民社会已经到来
　　第七章  和谐——轻刑政策对极端化刑罚结构合理化的保障
　　一、“严打”的刑事政策知识导向刑罚结构之极端化
　　（一）对刑事政策的重读
　　（二）“严打”刑事政策的由来
　　（三）“严打”刑事政策导向刑罚畸重一端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免重刑主义
　　（一）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考究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保刑罚结构合理化
　　三、和谐政策导向轻刑主义
　　（一）关于和谐
　　（二）和谐是一种国家政策
　　（三）和谐政策导向轻刑主义
　　四、轻刑刑事政策是实现刑罚结构合理化的保障
　　（一）轻刑刑事政策的世界解读
　　（二）中国刑罚轻缓化的肇始与断裂
　　（三）轻刑刑事政策是实现刑罚结构合理化的保障
　　（四）轻刑政策在中国的实现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李瑞生，男，1970年生，山东青州人。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代表性论文有：《刑事和解建构机制根据研究》（《人民检察》）、《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南昌大学学报》）、《生命刑政策之重新检视》（《金陵法律评论》）等。合著《中国反恐立法专论》、《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和谐社会语境下刑法机制的协调》、《和谐社会与中国现代刑法建设》、《刑法知识论研究》等。

　　一个国家的刑罚改革，是时代和国情的产物，但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权力和人文因素所决定的。《中国刑罚改革的权力与人文基础研究》遵循“研究问题——探讨原因——找出对策”的思路，对我国刑罚改革问题进行了权力和人文的研究。《中国刑罚改革的权力与人文基础研究》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1部分是对我国刑罚改革必要性的研究，从刑罚设置结构和刑罚适用结构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结论是我国刑罚结构呈现畸重畸轻的特点；第二部分是对我国刑罚结构历史根源的研究，探讨了权力机制、社会惯性、意识形态等三个方面的决定性因素；第三部分研究了问题的出路，确立了我国刑罚改革问题的三个突破口——爱与宽恕、人权、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