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共4册）
吴强，（1910-1990） 原名汪大同，江苏涟水人。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莱芜、淮海等著名战役。解放后，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后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小说家联谊会会长等职。从事文学创作五十余年，著有长篇小说《红日》、《堡垒》（上部）、散文集《心潮集》等，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红日》，于1957年出版，对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享年八十岁。“红日”还成为了现在小学6年纪3单元的其中一个教材
早年生话
小时的吴强于清贫家境之中走上了一条坎坷艰难的求学之路。他很聪颖，七年制小学只读了六年，就以全班第二名毕业。其父汪玉琪粗通文墨，开办过“同茂草厂”，当过槽坊雇员，一直以微薄的收入维系九口之家的生活。父亲因家境难以为继，便劝他弃学当学徒，吴强无意承续父业，于是，卧床三天，滴水不进，以“死”相挟。父亲最终还是软下心来，向东家预支了三块大洋的工钱，苦笑着给了儿子。吴强来到离家百里的灌云县板浦镇，考上了江苏省立第八师范。不料父亲却当头泼来一瓢凉水：“你有钱交学费，你就去念吧”吴强铁了心要读书，便慢慢地“磨”，一直“磨”到父亲拿了月息五分的50块高利贷大洋交给他。1924年，吴强进了中等学府之门。
只一年多时间，板浦省立八师发生了反对校政腐败、驱逐殴打校长的学潮，吴强也涉入其中，被校方除名。回到高沟，吴强不得不委屈地按着父亲的意愿随祖父在镇上东大街涌泉槽坊开始了学徒生涯。每天起早生炭炉，擦桌抹凳，打扫庭院，为老板倒尿壶。有时起来晚了，就要受到麻绳抽打屁股的惩罚，他心中的痛苦无以名状。
忍辱站了一年多的柜台，大革命的风暴为高沟镇带来了生气，朦朦胧胧的革命意识又一次萌动了他未泯的读书之心。他决心走出高沟，便对父亲说：“只要你再给10块钱，要是考不上，我保证永远站柜台”深知儿子拗劲的父亲，不相信只读了年余初中的吴强能考上高中，他咬咬牙又一次满足了儿子的要求。吴强到淮阴清江中学补习了一个多月的英语、数学等功课，借来宗兄汪藻香的初中毕业证书，没想到一考就中，被江苏省立淮安中学录取了。
高中未毕业，吴强又因参加反对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的学潮而被迫离开淮安中学，来到灌云响水口中心小学当了一年多的教师，又因反对国民党、参加暴动而被辞退回到高沟小学谋生。时隔不久，吴强只身投到上海沪西私立正风中学读高三，两年后又考取无锡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一二·九”运动爆发，吴强再一次被校方除名。1936年初，吴强走进了国立河南大学的校门。
少年时的吴强就常以文学自娱，对《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等书籍爱不释手。每天晚上，伙伴们总是缠着他讲“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乐得小伙伴们手舞足蹈。读中学时，他已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淮安中学，他写下了“楚城有客不胜愁，点点杨花扑小楼。梦里潺潺慈母泪，小船迷水下扬州”的诗句，还和同学们凑钱从上海邮购《阿Q正传》、《灭亡》、《反正前后》等书籍传阅，创办油印刊物《狂风》，发表他和同学写的诗歌、散文和时事评论，但《狂风》只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淮安县党部查封。后来，他将自己写的《王正廷的禁烟政策》等文章寄给章乃器主编的《新评论》，被陆续发表。
在上海正风中学，吴强成了蒲风主持的“新诗歌会”和叶紫、陈企霞主持的“无名文艺社”成员。1933年2月，他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沪西正风中学小组组长。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学生涯。1935年9月，吴强在陈望道主办的《太白》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电报杆》，同年以短篇小说《苦脸》获《大晚报》征文奖。
就读于河南大学期间，家里不再给他寄钱，父亲对“纰漏筒子”的儿子大伤脑筋，不再指望他光耀门庭。吴强兼任了一家小学的校长和《河南晚报》副刊编辑，以资生活所需。他以吴蔷、叶如桐等笔名在上海《大公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频频发表了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激流下》、散文《夜行》等。1937年，吴强与王阑西、姚雪垠一起创办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周刊》。从而把自己的文学生涯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吴强在回忆开封两年的生活时说：“这段时间，作品写得不算多，但在我的人生和文学创作道路上，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生活使我对人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文学工作者，是应当担负起改造那个社会和救国救民责任的，这对我以后的创作生涯和人生观的改变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强投笔从戎。1938年8月15日，他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吴强在党的领导下，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写下了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创作了《叶家集》、《小马投军》等中短篇小说。
在独幕剧《皖南一家》的创作中，他得到了武汉参军的女大学生尹卜甄的有力帮助。那时，他工作繁忙，稿子大多是尹卜甄为他誊写，尹卜甄常常为剧中主人公一家的悲惨遭遇伤心得泪流满面，泪水洇湿了稿纸……从此，尹卜甄对吴强的才智以及人品有了深刻的了解，渐渐地对他产生爱慕之情，主动为吴强洗衣补裤，与他倾心相谈。吴强对这位性格开朗的知识女性也颇为中意。但因当时吴强与孟氏还没有解除包办婚姻的关系，他与尹卜甄只能保持朋友关系。
吴强与孟氏的婚姻是一段死亡的婚姻。当初，父母为了拴住他的“野性”，不让他再到外面去闹什么革命，硬是逼他和孟姑娘成婚，可吴强对孟氏没有一点感情，拒绝结婚，气得祖母老泪纵横：“你不结婚，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小时候，祖母最疼他，他拗不过对祖母的感情，勉强答应了。婚后第三天，吴强就借故离开了那个令他生厌的洞房，只身远去。在与尹卜甄萌发了恋情之后，吴强终于通过当时的涟水县委做通前妻孟氏的工作，和她平静地解除了包办婚姻的关系，与尹卜甄结为夫妻。
《红日》红遍神州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的吴强，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
1947年5月17日，亦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天之骄子”、“常胜将军”，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从此，他萌生了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编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不打仗的时候，他比打仗时还忙，根本静不下心来构思，也无暇顾及到写作的事。何况，从涟水到孟良崮，他记录的几本日记本连同搜集到的七十四师《士兵报》，在夜渡朐河中丢失一空，心中的懊恼自不必说。
但是，吴强笔下写不成，心里总是想写。好像有什么魔力在激励着他，走也想，坐也思，就连梦中也在思考着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搅得他神魂颠倒，如痴如狂。
他曾考虑，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编写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不受史实限制。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因为，莱芜、孟良崮战役本身就是战争中的艺术精品，透过这些史实，描写塑造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史，又写了人物。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争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作品的许多内容应是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按照这样的构想，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就必须有根有据，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则可以自己设计、虚构。
1949年7月，吴强作为华东野战军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的宣教部长南征福建，进驻厦门。他伫立在波涛汹涌的海边，又一次心潮激荡，刘胜、石东根、秦守云……这些人物搅得他彻夜难眠，有时睡到更深，忽然梦中想起一个生动的细节，便披衣而起，扭亮电灯，写到雄鸡破晓；有时为写书中撼人心魄的一章掩面而哭，以致出现了叶飞、韦国清误以为他和爱人产生了感情危机而来调解劝说，弄得他哭笑不得。
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到地方，任华东军区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历任华东文联党组成员，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50年代初期，吴强完成了8万余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人物简表。他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带着《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杭州等地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吴强先是住进了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征。桌子上和沙发上堆满了各种写作资料和中外军事名著。墙上贴着的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面前的稿纸越堆越厚，他的写作情绪在猛烈地高涨，脑海中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亢奋中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不完成6000字的任务不上床，每天抽两三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麻，根本感觉不出烟味如何，吃饭味同嚼蜡，胸中隐隐作痛。
虽说住在招待所，却常常是错过开饭时间，只得到商店里买一袋饼干充饥。有时为了防止写作时忘掉开饭时间，干脆从食堂多带些馒头放在工作间，一天吃一顿饭也是常有的事。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欢愉之中。这样的饮食和工作方法，对他的身体摧残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走路的速度也力不从心，有一次晚饭后他出去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以为他神经错乱了。
在南京写作时，江渭清、王必成不时抽身到他的住所看望，吴强将写好的部分章节念给他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江、王经常给予勉励，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初稿完成的当天，吴强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他只得住进了医院输液。
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元，他又提着皮箱来到了杭州的一个招待所写第二稿，每天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仍不轻松。这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酌句，工整抄写，一直持续了4个月，才圆满地画上了句号。他的体重由74公斤下降到58公斤，几乎到了虚脱的状态。
1957年4月，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红日》被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同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宏伟画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最终胜利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规律，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敌我双方人物，尤其是高级将领典型性格的刻画上，有很大的突破性成就。对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收获之一。
《红日》震撼了中国文坛，全国为之轰动。1961年，《红日》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吴强也因该书的出版，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新西兰等国家。
严冬过后绽春蕾
1966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冬天，正在寓所伏案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堡垒》的吴强，怎么也想不到，此刻，一群造反派已冲到门前，“打倒吴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红卫兵在他的书房翻箱倒柜，《堡垒》上部书稿连同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家字画一起被抄走，他被迫靠边劳动、隔离审查、投入监狱监禁长达十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夜之间，享誉海内外的《红日》被江青、张春桥一伙诬为“大毒草”。
吴强知道，这是张春桥在打击报复。说起吴强和张春桥的结怨还得追溯到党的“八大”代表选举时。张春桥作为党的“八大”代表候选人参加上海文艺界选举，秉性耿直的吴强深知张春桥阴险狡诈的一面，理所当然地投了反对票，这件事不知怎么让张春桥知道了，他岂肯善罢甘休，曾当面指责吴强是上海文艺界的叛逆。在批斗吴强的会上，张春桥恶狠狠地说：“再不老实交待，就把他丢进黄浦江”后在陈国栋等人的保护下，吴强才幸免于难。他被发配到奉贤农场担水浇菜，去文联下属的印刷厂糊信封，到外轮码头当装卸工……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尽管如此，他稍有空暇仍伏在硬木板床上撰写《堡垒》提纲。每当夫人尹卜甄带着儿子吴小庆看望他时，问他需要什么，他总是挂念着那捆被抄走的书稿。似乎创作是他人生的永恒主题，也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才使他度过了那段极其困难的岁月。
1978年，在粟裕的关怀下，吴强的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他出任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创作了控诉“四人帮”的短篇小说《灵魂的搏斗》，又悄无声息地找回被抄走的《堡垒》上部残稿，补写了散佚的文字，40万字的《堡垒》上部终在历尽20年厄难后与读者见面
此间，吴强还多次赴苏中采访，创作大型话剧《黄桥决战》。剧本脱稿后，他来到北京西山脚下找到了粟裕，请这位老领导对剧本提意见，粟裕向他详细地介绍了1940年10月黄桥决战的经过，并让军事科学院的楚青、奚源、陈昊苏等人召开座谈会，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这次座谈会使吴强受益匪浅，他对剧本进行了两次修改，于黄桥决战40周年在南京公演，引起了轰动。
1985年12月，离休后的吴强仍笔耕不辍。除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创作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外，还经常练书法和下围棋。他青少年时期就抄碑临帖，学习行书；下围棋也有50多年的历史。上海市文化科技界围棋联谊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上海市体委授予他业余围棋五段段位。
1990年，清明刚过，吴强像是预感到了什么，匆匆结束了美国探亲之旅，他刚走下飞机，便住进了华东医院。
4月10日上午8时15分，吴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吴强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朱础基、汪道涵、巴金等以不同方式对吴强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在悼词中对吴强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他所从事所热爱的革命文学事业。
张光年在悼吴强时写道：
在烈火中成长，
在红日下永生；
为人群而劳悴，
为星陨而伤魂。
施南池写下挽吴强的诗：
壮志从戎笔来投，
文章倚马愿偿酬。
万言一卷成名著，
《红日》光辉照九州。
吴强不是多产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篇以及短篇，都有较高的品位。除《红日》、《黄桥之战》等名篇外，抗战期间，他写的话剧《繁昌之战》和《丁赞亭》等都有力地推动了新四军的话剧创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三战三捷》等，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生动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业绩，激发了部队战士的士气，推动了当地的减租减息，已成为解放区文艺的宝贵组成部分。
吴强以勤奋著称，直至生命的终点他仍在赶写《堡垒》下部，他还在构思两个中篇小说。他留下的《红日》将光照人间。
吴强为《红日》写的《作者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战事基本结束了。可能是看到了大海的波澜，我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打算真的动起笔来。可是，种种顾虑，挡住我的去路。到三年以后的春天，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走得很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不但从脚步慢到停脚不前，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在别人，可能早就写了出来，而我呢，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虽说酝酿、思考的时间比较长，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胳，作为进一步进行艺术结构的依托，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自认还不是轻率从事；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早年生话
小时的吴强于清贫家境之中走上了一条坎坷艰难的求学之路。他很聪颖，七年制小学只读了六年，就以全班第二名毕业。其父汪玉琪粗通文墨，开办过“同茂草厂”，当过槽坊雇员，一直以微薄的收入维系九口之家的生活。父亲因家境难以为继，便劝他弃学当学徒，吴强无意承续父业，于是，卧床三天，滴水不进，以“死”相挟。父亲最终还是软下心来，向东家预支了三块大洋的工钱，苦笑着给了儿子。吴强来到离家百里的灌云县板浦镇，考上了江苏省立第八师范。不料父亲却当头泼来一瓢凉水：“你有钱交学费，你就去念吧”吴强铁了心要读书，便慢慢地“磨”，一直“磨”到父亲拿了月息五分的50块高利贷大洋交给他。1924年，吴强进了中等学府之门。
只一年多时间，板浦省立八师发生了反对校政腐败、驱逐殴打校长的学潮，吴强也涉入其中，被校方除名。回到高沟，吴强不得不委屈地按着父亲的意愿随祖父在镇上东大街涌泉槽坊开始了学徒生涯。每天起早生炭炉，擦桌抹凳，打扫庭院，为老板倒尿壶。有时起来晚了，就要受到麻绳抽打屁股的惩罚，他心中的痛苦无以名状。
忍辱站了一年多的柜台，大革命的风暴为高沟镇带来了生气，朦朦胧胧的革命意识又一次萌动了他未泯的读书之心。他决心走出高沟，便对父亲说：“只要你再给10块钱，要是考不上，我保证永远站柜台”深知儿子拗劲的父亲，不相信只读了年余初中的吴强能考上高中，他咬咬牙又一次满足了儿子的要求。吴强到淮阴清江中学补习了一个多月的英语、数学等功课，借来宗兄汪藻香的初中毕业证书，没想到一考就中，被江苏省立淮安中学录取了。
高中未毕业，吴强又因参加反对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的学潮而被迫离开淮安中学，来到灌云响水口中心小学当了一年多的教师，又因反对国民党、参加暴动而被辞退回到高沟小学谋生。时隔不久，吴强只身投到上海沪西私立正风中学读高三，两年后又考取无锡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一二·九”运动爆发，吴强再一次被校方除名。1936年初，吴强走进了国立河南大学的校门。
少年时的吴强就常以文学自娱，对《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等书籍爱不释手。每天晚上，伙伴们总是缠着他讲“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乐得小伙伴们手舞足蹈。读中学时，他已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淮安中学，他写下了“楚城有客不胜愁，点点杨花扑小楼。梦里潺潺慈母泪，小船迷水下扬州”的诗句，还和同学们凑钱从上海邮购《阿Q正传》、《灭亡》、《反正前后》等书籍传阅，创办油印刊物《狂风》，发表他和同学写的诗歌、散文和时事评论，但《狂风》只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淮安县党部查封。后来，他将自己写的《王正廷的禁烟政策》等文章寄给章乃器主编的《新评论》，被陆续发表。
在上海正风中学，吴强成了蒲风主持的“新诗歌会”和叶紫、陈企霞主持的“无名文艺社”成员。1933年2月，他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沪西正风中学小组组长。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学生涯。1935年9月，吴强在陈望道主办的《太白》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电报杆》，同年以短篇小说《苦脸》获《大晚报》征文奖。
就读于河南大学期间，家里不再给他寄钱，父亲对“纰漏筒子”的儿子大伤脑筋，不再指望他光耀门庭。吴强兼任了一家小学的校长和《河南晚报》副刊编辑，以资生活所需。他以吴蔷、叶如桐等笔名在上海《大公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频频发表了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激流下》、散文《夜行》等。1937年，吴强与王阑西、姚雪垠一起创办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周刊》。从而把自己的文学生涯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吴强在回忆开封两年的生活时说：“这段时间，作品写得不算多，但在我的人生和文学创作道路上，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生活使我对人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文学工作者，是应当担负起改造那个社会和救国救民责任的，这对我以后的创作生涯和人生观的改变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强投笔从戎。1938年8月15日，他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吴强在党的领导下，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写下了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创作了《叶家集》、《小马投军》等中短篇小说。
在独幕剧《皖南一家》的创作中，他得到了武汉参军的女大学生尹卜甄的有力帮助。那时，他工作繁忙，稿子大多是尹卜甄为他誊写，尹卜甄常常为剧中主人公一家的悲惨遭遇伤心得泪流满面，泪水洇湿了稿纸……从此，尹卜甄对吴强的才智以及人品有了深刻的了解，渐渐地对他产生爱慕之情，主动为吴强洗衣补裤，与他倾心相谈。吴强对这位性格开朗的知识女性也颇为中意。但因当时吴强与孟氏还没有解除包办婚姻的关系，他与尹卜甄只能保持朋友关系。
吴强与孟氏的婚姻是一段死亡的婚姻。当初，父母为了拴住他的“野性”，不让他再到外面去闹什么革命，硬是逼他和孟姑娘成婚，可吴强对孟氏没有一点感情，拒绝结婚，气得祖母老泪纵横：“你不结婚，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小时候，祖母最疼他，他拗不过对祖母的感情，勉强答应了。婚后第三天，吴强就借故离开了那个令他生厌的洞房，只身远去。在与尹卜甄萌发了恋情之后，吴强终于通过当时的涟水县委做通前妻孟氏的工作，和她平静地解除了包办婚姻的关系，与尹卜甄结为夫妻。
《红日》红遍神州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的吴强，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
1947年5月17日，亦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天之骄子”、“常胜将军”，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从此，他萌生了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编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不打仗的时候，他比打仗时还忙，根本静不下心来构思，也无暇顾及到写作的事。何况，从涟水到孟良崮，他记录的几本日记本连同搜集到的七十四师《士兵报》，在夜渡朐河中丢失一空，心中的懊恼自不必说。
但是，吴强笔下写不成，心里总是想写。好像有什么魔力在激励着他，走也想，坐也思，就连梦中也在思考着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搅得他神魂颠倒，如痴如狂。
他曾考虑，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编写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不受史实限制。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因为，莱芜、孟良崮战役本身就是战争中的艺术精品，透过这些史实，描写塑造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史，又写了人物。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争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作品的许多内容应是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按照这样的构想，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就必须有根有据，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则可以自己设计、虚构。
1949年7月，吴强作为华东野战军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的宣教部长南征福建，进驻厦门。他伫立在波涛汹涌的海边，又一次心潮激荡，刘胜、石东根、秦守云……这些人物搅得他彻夜难眠，有时睡到更深，忽然梦中想起一个生动的细节，便披衣而起，扭亮电灯，写到雄鸡破晓；有时为写书中撼人心魄的一章掩面而哭，以致出现了叶飞、韦国清误以为他和爱人产生了感情危机而来调解劝说，弄得他哭笑不得。
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到地方，任华东军区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历任华东文联党组成员，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50年代初期，吴强完成了8万余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人物简表。他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带着《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杭州等地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吴强先是住进了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征。桌子上和沙发上堆满了各种写作资料和中外军事名著。墙上贴着的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面前的稿纸越堆越厚，他的写作情绪在猛烈地高涨，脑海中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亢奋中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不完成6000字的任务不上床，每天抽两三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麻，根本感觉不出烟味如何，吃饭味同嚼蜡，胸中隐隐作痛。
虽说住在招待所，却常常是错过开饭时间，只得到商店里买一袋饼干充饥。有时为了防止写作时忘掉开饭时间，干脆从食堂多带些馒头放在工作间，一天吃一顿饭也是常有的事。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欢愉之中。这样的饮食和工作方法，对他的身体摧残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走路的速度也力不从心，有一次晚饭后他出去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以为他神经错乱了。
在南京写作时，江渭清、王必成不时抽身到他的住所看望，吴强将写好的部分章节念给他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江、王经常给予勉励，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初稿完成的当天，吴强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他只得住进了医院输液。
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元，他又提着皮箱来到了杭州的一个招待所写第二稿，每天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仍不轻松。这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酌句，工整抄写，一直持续了4个月，才圆满地画上了句号。他的体重由74公斤下降到58公斤，几乎到了虚脱的状态。
1957年4月，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红日》被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同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宏伟画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最终胜利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规律，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敌我双方人物，尤其是高级将领典型性格的刻画上，有很大的突破性成就。对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收获之一。
《红日》震撼了中国文坛，全国为之轰动。1961年，《红日》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吴强也因该书的出版，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新西兰等国家。
严冬过后绽春蕾
1966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冬天，正在寓所伏案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堡垒》的吴强，怎么也想不到，此刻，一群造反派已冲到门前，“打倒吴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红卫兵在他的书房翻箱倒柜，《堡垒》上部书稿连同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家字画一起被抄走，他被迫靠边劳动、隔离审查、投入监狱监禁长达十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夜之间，享誉海内外的《红日》被江青、张春桥一伙诬为“大毒草”。
吴强知道，这是张春桥在打击报复。说起吴强和张春桥的结怨还得追溯到党的“八大”代表选举时。张春桥作为党的“八大”代表候选人参加上海文艺界选举，秉性耿直的吴强深知张春桥阴险狡诈的一面，理所当然地投了反对票，这件事不知怎么让张春桥知道了，他岂肯善罢甘休，曾当面指责吴强是上海文艺界的叛逆。在批斗吴强的会上，张春桥恶狠狠地说：“再不老实交待，就把他丢进黄浦江”后在陈国栋等人的保护下，吴强才幸免于难。他被发配到奉贤农场担水浇菜，去文联下属的印刷厂糊信封，到外轮码头当装卸工……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尽管如此，他稍有空暇仍伏在硬木板床上撰写《堡垒》提纲。每当夫人尹卜甄带着儿子吴小庆看望他时，问他需要什么，他总是挂念着那捆被抄走的书稿。似乎创作是他人生的永恒主题，也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才使他度过了那段极其困难的岁月。
1978年，在粟裕的关怀下，吴强的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他出任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创作了控诉“四人帮”的短篇小说《灵魂的搏斗》，又悄无声息地找回被抄走的《堡垒》上部残稿，补写了散佚的文字，40万字的《堡垒》上部终在历尽20年厄难后与读者见面
此间，吴强还多次赴苏中采访，创作大型话剧《黄桥决战》。剧本脱稿后，他来到北京西山脚下找到了粟裕，请这位老领导对剧本提意见，粟裕向他详细地介绍了1940年10月黄桥决战的经过，并让军事科学院的楚青、奚源、陈昊苏等人召开座谈会，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这次座谈会使吴强受益匪浅，他对剧本进行了两次修改，于黄桥决战40周年在南京公演，引起了轰动。
1985年12月，离休后的吴强仍笔耕不辍。除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创作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外，还经常练书法和下围棋。他青少年时期就抄碑临帖，学习行书；下围棋也有50多年的历史。上海市文化科技界围棋联谊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上海市体委授予他业余围棋五段段位。
1990年，清明刚过，吴强像是预感到了什么，匆匆结束了美国探亲之旅，他刚走下飞机，便住进了华东医院。
4月10日上午8时15分，吴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吴强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朱础基、汪道涵、巴金等以不同方式对吴强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在悼词中对吴强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他所从事所热爱的革命文学事业。
张光年在悼吴强时写道：
在烈火中成长，
在红日下永生；
为人群而劳悴，
为星陨而伤魂。
施南池写下挽吴强的诗：
壮志从戎笔来投，
文章倚马愿偿酬。
万言一卷成名著，
《红日》光辉照九州。
吴强不是多产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篇以及短篇，都有较高的品位。除《红日》、《黄桥之战》等名篇外，抗战期间，他写的话剧《繁昌之战》和《丁赞亭》等都有力地推动了新四军的话剧创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三战三捷》等，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生动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业绩，激发了部队战士的士气，推动了当地的减租减息，已成为解放区文艺的宝贵组成部分。
吴强以勤奋著称，直至生命的终点他仍在赶写《堡垒》下部，他还在构思两个中篇小说。他留下的《红日》将光照人间。
吴强为《红日》写的《作者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战事基本结束了。可能是看到了大海的波澜，我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打算真的动起笔来。可是，种种顾虑，挡住我的去路。到三年以后的春天，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走得很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不但从脚步慢到停脚不前，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在别人，可能早就写了出来，而我呢，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虽说酝酿、思考的时间比较长，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胳，作为进一步进行艺术结构的依托，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自认还不是轻率从事；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红日（共4册）》是本合集，包括《红日1》：本集叙述沈丁部队在涟水与敌主力部队二次交锋后，不跟敌军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实行战略后撤，退到山东，休整训练。当时，敌人集中兵力，企图压逼我军在沂蒙山区决战，消灭我华东野战军。沈丁部队奉命飞骑前进，赶到莱芜西北的吐丝口地区，配合友邻部队，投入围歼敌人的战斗。
书名《红日2》：
本集写沈丁部队在莱芜西北的吐丝口地区，配合友邻部队，包围敌军，加以歼灭。在莱芜战役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五万多人，活捉了敌军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书名《红日3》：
本集写敌人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途穷计拙。一九四七年四月，又以他佃的大牌军，整编七十四师作为核心和中坚，再一次向沂蒙山区(沂山、蒙山的总称，在山东的东南部)的华东野战军大举进攻。华东野战军把这股敌人逼进沂蒙山区的孟良崮一带。沈丁部队奉命飞兵前进，配合兄弟部队，堵住垛庄一线，全面包围了敌人。
书名《红日4》：
本集写沈丁部队围歼在孟良崮一带的敌人。敌人的外围后援部队，冒死向我阻击部队冲击，企图救出陷于绝境的七十四师，都被我军打退。经过三天三夜激烈的战斗，我英勇的战士们，攻上了孟良崮高峰，把躲藏在山洞里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和他的残兵败卒，统统歼灭。
书名《红日2》：
本集写沈丁部队在莱芜西北的吐丝口地区，配合友邻部队，包围敌军，加以歼灭。在莱芜战役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五万多人，活捉了敌军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书名《红日3》：
本集写敌人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途穷计拙。一九四七年四月，又以他佃的大牌军，整编七十四师作为核心和中坚，再一次向沂蒙山区(沂山、蒙山的总称，在山东的东南部)的华东野战军大举进攻。华东野战军把这股敌人逼进沂蒙山区的孟良崮一带。沈丁部队奉命飞兵前进，配合兄弟部队，堵住垛庄一线，全面包围了敌人。
书名《红日4》：
本集写沈丁部队围歼在孟良崮一带的敌人。敌人的外围后援部队，冒死向我阻击部队冲击，企图救出陷于绝境的七十四师，都被我军打退。经过三天三夜激烈的战斗，我英勇的战士们，攻上了孟良崮高峰，把躲藏在山洞里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和他的残兵败卒，统统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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