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报告
国有民营合作状况调查报告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轨制的不利、消极影响日益显现。双轨制是一种冲突型的双重体制，新旧体制胶着对峙，相互摩擦，以及双重体制下存在的诸多漏洞，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产业的高效率而且，竞争的结果并未必然使资源从低效率制度流向高效率制度，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经济资源的主要支配者。双轨并存的局面久拖不决，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甚至改革的夭折。
案例调查
长江出版集团与民营书业合作模式探析
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民营书业企业，九死一生，后面已经倒掉了上万家，我们看到的这些留下来的绝对是有竞争力的。但是500多家国有出版社，没一家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的，根本没有退出机制。如果民营企业有个好的政策的话，大概三年之内，赶上国有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成长性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来民营企业之前也在怀疑，但干过民营企业的，让回国有企业，都不愿意回去了，主要是想做点事。当然，回去养老是不错的。
资本对接资源——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与民营公司合作个案取长补短的合作是国有与民营双方共同的诉求所在。获得资金扩充现金流，取得安全的身份，搭上国有出版机构上市的顺风车让民营文化公司的资产成为原始股，是合作对于民营的诱惑；而吸纳优秀的民营文化公司为国有出版机构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有想要做大盘子的选择。
民营教辅类公司与国有出版社合作状况调查
正常来说，企业应该交增值税。民营教辅公司实质上是一家生产企业，应该把销售款项减去生产成本，进行抵扣交税。但按流通企业的标准，纸张、印刷款就不属于他们业务范围，是不能抵扣的。如果这样的话，民营公司的税赋就非常大。于是有人开始用纸张费、印刷费去税务局抵扣。税务局不知道出版行业的具体规定，是认可抵扣的，等于默认了这些公司是一个生产性企业。于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效仿。做是做了，但这种错位是每个民营书业老总的一块心病，只能做，不能说。
民营社科公司与出版社合作状况调查
选择什么样的出版社合作，对于民营公司也存在两难。如果想要更多更好的条件，除非面对的是弱势出版社，而弱势的出版社，又无法提供可靠的服务给自己。与强势的出版社合作，对民营的品牌会是一个提升和促进，但对方的要求又会比较高。
国有民营合作，来自体制内的声音
以现在的合作模式，最后绝大多数都是出版社失败。因为你的理念比他落后，你的办法没有他多，投入的人员不够最后走着走着，你会发现所有有竞争力的东西都在别人手里。出版社如果不使劲，在机制改革上不花大力气，再往后走几年就会非常困难，因为市场的门槛会越来越高。
分析探讨
民营与国有合作出版的风险及其突破
毫无疑问的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即使有新的合作模式的产生——比如出版社参股民营出版公司，或者两者共同注册成立公司——书号始终是出版社的独有资源。这就注定了国有民营合作政策地位的不对等。不对等的合作存在着诸多的复杂因素，由此，很多民营出版公司对合作采取观望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国有民营书业体制比较研究
国有出版单位的先天优势，一是来自于“审批制”的垄断出版资源，二是单一所有制之下积累起来的品牌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等，这是民营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困扰着国有出版社发展的根源，也正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国有”身份：出资者单一，而且出资人却处于“虚拟”状态。由于所有者的缺位带来的责、权、利不明晰，大多数出版社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矛盾重重、行为短视；只有小部分出版社真正利用好了先天优势，并积极创新体制机制，成为行业的翘楚。
出版体制改革与民营书业发展——寻求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的杠杆解
倡导国有民营合作，对于维持国有主导、扩大民营参与是不错的选择，但从出版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和实际推进案例来看，效果则未必好。原因在于这种模式有着先天的缺陷和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第一，在民营没有真正的主体地位的情况下，任何合作都是很难平等的，不对等的“婚姻”是不会幸福也不会持久的，多半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第二，只抓大（以做大做强国有出版社为主旋律）、不放小（开放民营）的模式难以建立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更容易导致行政主导的“物理打捆式”重组，结果是只大不强和资源错配。
访谈笔记
访谈笔记
按血统论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还客观规律以本来面目，让真正有素质的人来做真正的事，并有程序保证。估计中国新生的真正的出版家就产生于经过市场搏击的人当中。
总之，我们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给体制外的职业化
出版力量以合法地位；二是如何使中国出版业的资源实现良性配置，促进健康的市场竞争；三是如何消除党和政府的担心和顾虑。
附录
国有民营合作大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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