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情节发展是在一八一九年波旁复辟的最后几年期间展开。葛朗台在大革命早年曾精明地获得了一个繁茂的葡萄园和牧场，当教会的财产被清算后由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全部便宜地买下时，他的妻子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地产。他又以放高利贷的形式借出金钱增加其资本。他辛苦劳作、精心侍弄他的田地和葡萄。在巴尔扎克眼中，他是个典型的农民，葛朗台除了拿侬——一个高大、粗野、极为强壮而对他始终言听计从的村妇外，谁也不相信。巴尔扎克通过葛朗台的讲话方式，对其他人的小心提防、冷漠和奸诈，他的农民的鞋子和服装以及强加于家人的修道院般的囚徒般的生活等而把他描绘得活灵活现。享有巨大财富的快乐，建立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这些目标不在那位贪婪的吝啬鬼的理解之内。而囤积财富，在买卖投机方面超过他的对手，这些对他来说就是一切。面对如此的偏执狂，读者对其残酷无情和自私自利的反应有一种恐怖感，然而在他的专横人格前也感到一种威慑力。葛朗台与拿破仑或任何作曲家、艺术家、作家或政治家相似，因为他们都被一种单一专注的念头所奴役而将所有常人的情感践踏在脚下。
小说的第一个重要场景是一八一九年欧也妮二十三岁生日，母亲为她安排了简单的宴席。葛朗台不肯正视女儿嫁人的婚事：她会通过婚姻逃开他的管制；他会不得不为她提供嫁妆或分享她妻子的部分财产。读者或许被小说家醉心于财产的积累和法律细节而感到光火，但这种不厌其烦的描述是为了通过对照继承法将葛朗台的为人而与欧也妮的感伤理想主义和天真慷慨形成鲜明映衬。由于对她的堂哥——她人生以来遇到的惟一的一位高雅的年轻人—一的爱慕，欧也妮在人生中第一次做出略微有些不当的举动：她读着查理放在床上没写完的信。在信中他向一位他所爱的巴黎贵妇人保证，宣布他即将奔赴东印度，表明在父亲自杀后自己的清贫。当欧也妮恳求查理接受她积蓄不多的金币——她仅有的财产（当她还是小姑娘时她父亲在每年新年和生日时发给她的礼物）时，两个年轻人开始了担惊受怕的约会。查理出发去爪哇时，欧也妮答应等他回来。小说的下一个悲剧场面是当他逼迫女儿承认了她已不再有金币之后；葛朗台满腔怒火的爆发，接着欧也妮第一次违逆她父亲。葛朗台以只提供面包和水把她关在屋子里作为报复。他的妻子不堪他的虐待日益憔悴而一命呜呼。当律师警告他，他的女儿在法律上是她母亲财产的继承人时，他确实变得温和了。葛朗台逼迫欧也妮放弃属于她的那份财产，但是在这次高明的表白他对金钱的狂热之情后，他在对那一堆金币投以最后的贪婪的、疯狂的一瞥后，突然猝死。他的死是文学作品中描写得最精彩的情节。欧也妮把钱分给了拿侬、教会和家人，除了等待那个从未给她写过片言只字的查理的归来，她对生活毫无兴趣。
查理从东印度群岛归来，靠珠宝、外国的产品、奴隶贸易等发了财。在返回法国的船上，他为一位狡猾的贵妇人所左右，因为她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若无其事地告知欧也妮他的决定。欧也妮的希望被击碎了，但是又一次屈服于残酷的命运，她付清了可能阻碍查理与贵族联姻的债务。她自己在神父的劝说下，进入了无爱的婚姻，嫁给了一位仅仅一直觊觎着她万贯家财的有经验的男人。这样一场“没有毒药、没有短剑、没有流血的资产阶级悲剧”结束了。但是巴尔扎克描写的这场悲剧比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更残忍更贪婪。世俗之人卑劣地工于心计的谋划和心地纯洁、率真浪漫的女性的虚幻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巴尔扎克之笔终于如愿地征服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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