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宁静的革命：吴宓与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倾向就是胡适等推动的整理国故，不少人甚至以运动称之。这一后来引起较多质疑的运动，确曾一度风靡，大量老中青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时在金陵神学院读书的朱维之于1927年观察到：年来整理国故的空气，弥漫全国。老的少的，莫不以国学为大事。各大学争前恐后地设立国学门或国学系，各杂志也纷纷置国学栏。
这些争先恐后设立的国学机构中，成立在先的北大国学门在当时影响最大。其他各大学的国学机构，或多或少都受到整理国故和北大国学门的影响。不过，这样的共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彼此间很多明显的歧异。与胡适态度不同的陈独秀，稍早就曾对国学是什么提出质疑，他的结论是：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对于一些真正接受了西方新学术取向的少壮学人，这样含混糊涂的国学当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学术认同。在一般人那里，国学的含混更使得提倡者不一定是受惠者。如朱维之所注意到的，整理国故空气弥漫全国的结果，乃是章太炎、梁启超的文章被钞写得洛阳纸贵。
1章太炎本不认同胡适等人的运动；梁启超虽有跟着少年跑的意愿，却也仅半推半就，向被胡适看作与我们不同的他们。
2简言之，胡适等人并未将章、梁视为同道，而其推动的整理国故竟使章、梁受益，显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然而国学的含糊与多歧，乃是当时的常态。也因此，当年或欣然或勉强地接受国学这一认同的趋新群体，往往在国学的界定上大做文章。或可以说，国学能够风靡，部分正因其认同模糊。这虽曾引起一些人想要澄清何为国学的努力，却也因此而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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