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组通信
赵汀阳：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现代中国。
德布雷：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组通信
赵汀阳：我一直有个困惑：人类追求许多美好概念，正义、自由、民主、平等、普爱、进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个概念单独来看都是好的，但这很像我听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4个弦乐艺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给他演奏其创作的一首弦乐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分别演奏得很好，真的，每个人都演奏得很好。
德布雷：民主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正经历一场危机，这是明显的事实。这是一场意义的危机，正如你感觉到的一样。我们这儿任何人可以对一切发表任何意见（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个人自由），但实际上谁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权力（民主的原义）变成了鬼魅，很明显，真正当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监督之外而被决定的，在自我封闭的（国家的、欧盟的、国际的）圈子里决定的。
第三组通信
赵汀阳：20 世纪70 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个最常用的词汇，听起来，革命大概等于“正确”的意思，可是正确又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思就是穷人翻身。不过，穷人翻身之后变成什么呢？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穷人翻身之后还是很穷，革命的意义何在呢？
德布雷：对那些带着“主义”的词汇（您说得对，也就是那些意义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对理论之间的比赛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种多少含着调侃的冷漠（虽然那些主义在人间喜剧中有其应有的地位）。社会的看法和职业使我无可奈何地被归划为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种姓或者种类，但是经验教给了我如何与奥维尔所说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令人厌恶的小正统教条”保持警惕的距离，因而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
第四组通信
赵汀阳：大众媒体是一种精神简化致幻剂，它以自由之名毁掉人们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毁掉理性对话。不过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的情况却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场化性质，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管制性质，经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态，把不属于人民的意见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场性质和管制性质同时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堪称奇观。
德布雷：要领导一个国家，必须要开启梦想，因此要对它说谎。这最后的词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为它贬低和不恰当地描述了梦想的活跃领域。一个国家没有感觉，它只有利益，但一个民族拥有心脏和感情（一个政治领袖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两方面衡量）。必须通过欣快的伟大神话来动员一个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条件和收入悬差极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边目前的情况。
第五组通信
赵汀阳：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应心的本领。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变化，我注意到年轻人所使用的更为直率而生气勃勃的语言，也许新一代人将来能够解放言论空间，超越政治正确的封闭性。
德布雷：自1789 年以来，我们在法国成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这也可以是你们的合理追求。但问题是，公民今天变成了客户，而选民变成了广告瞄准的靶子，由党派收购或者通过各种非常昂贵的媒体操作来抢购他们的选票 ( 这导致我们民主分子的腐败)。面对着强大的市场和遥不可及的技术官僚，我们人民的主权转变成了虔诚的空洞口号，而我们议会的决定实力不断流失。真正的决策是在别的地方决定的，而我们甚至不太清楚谁是决策者。
第六组通信
赵汀阳：“公民变成客户！”你的妙语令我十分开心，我完全同意你对当今社会的这个洞见。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极少数拥有超越的权力的人，绝大多数人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客户，甚至可以说，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其实也正在不可避免地变成客户，这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人们对此变化有些不适，但总体来说，大家似乎是“愉快地”变成了客户。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在。
德布雷：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困难：如果我忠于我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我就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也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被赶到台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响力；如果我想让那些重要人物听到我的声音，并享受一点点个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舆论的乐队里，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随机应变，听任新闻热点的摆布，并很快就得忧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品牌。
^ 收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