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中国性

　　序言寻找"中国性"
　　民权词义考
　　一有缺陷的方法论
　　方法：物境(Circumstances)、联想和记忆
　　二来源：中国与西方、明治日本
　　词性的变异
　　《孟子》的新意义
　　三浮士德式的言喻
　　陈述与预言：一种必要的浅薄
　　四西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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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人博，宪法学家，代表性著作有：《法治论》、《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另著有随笔集《桃李江湖》、《孤独的敏感者》。其中，1989年与程燎原合作《法治论》，是九十年代国内外极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宪政的中国之道》对中国百年宪政思想史的研究，是一种真正本土化的学术，是一本宪政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完整表达和融入的杰出著述。

　　《法的中国性》主要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法律中使用的核心基础性概念(比如民权、民主、宪法等)以及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劳教制度、法家思想等的一种开放式研究，从跨语际实践及词源学的角度阐释和辨析了民权、民主、宪法、水、治、法等的起源及其流变，对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阐释。
　　《法的中国性》旨在说明：
　　1、中国近代有关宪政的观念和表达与对西方的观看有关,与西方身在的那种“优越性”有关，或者说与西方“强”中国“弱”的事实以及中国对这个事实的体认有关。宪政的思想与语言被中国挪用，主要不是用以表达西方问题，而是中国问题，这是中国宪政思想之所以为“中国”的直接的意思；同时，它也是喻指近代中国历史“非优越性”的一个政治性表征。西方的宪政是因为西方的“优越性”以及中国的“非优越性”这样一种中国式体认被中国接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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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寻找"中国性"
　　民权词义考
　　一有缺陷的方法论
　　方法：物境(Circumstances)、联想和记忆
　　二来源：中国与西方、明治日本
　　词性的变异
　　《孟子》的新意义
　　三浮士德式的言喻
　　陈述与预言：一种必要的浅薄
　　四西方性
　　中国性(Chineseness)
　　庶民的胜利
　　--中国民主话语考论
　　一为什么考辨"Democracy"
　　二汉语"民主"语词是如何在近代中国复活的
　　三"民主"的新语义："Democracy"的被重新翻译
　　四庶民的胜利：人民、农民、平民、劳工与"平民主义"
　　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
　　--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一比较：法家的法思想与"普世主义"法治观
　　二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三民主、宪政与法治概念之区分
　　权力与技术
　　--对劳动教养问题的一个宪法学分析
　　一劳动教养的宪法根据
　　劳动教养性质之辨
　　一个新概念："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二知识分子：一个难以定位的人群
　　权力结构中的三方关系
　　劳动教养："改造"的一种极端方式
　　三效用与风险：一条不确定的界线
　　劳动教养：谁是宪制化中的主角
　　劳动教养：是宪制化的顺应，还是背离
　　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
　　一宪法(Constitution)含义的最初表达
　　二宪法(Constitution)现代意义的生成过程
　　三社会契约论：西方用以重构宪法历史的一种方法
　　四汉语"宪法"释义
　　宪法的中国性
　　--对五四宪法发生过程的一种解释
　　一什么是宪法的"制定"
　　二机构与程序
　　三为什么需要宪法
　　四什么是宪法
　　被创造的公共仪式
　　--对七五宪法的一种阅读与解释
　　一阅读的方法
　　二修辞与意义
　　三展示的思想
　　四文本的意义
　　五文本的关键词
　　六人民的宪法
　　水:中国法思想的本喻
　　一水与治
　　二水的意象与法的隐喻
　　三"水舟"之喻与法统
　　余论什么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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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人博，宪法学家，代表性著作有：《法治论》、《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另著有随笔集《桃李江湖》、《孤独的敏感者》。其中，1989年与程燎原合作《法治论》，是九十年代国内外极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宪政的中国之道》对中国百年宪政思想史的研究，是一种真正本土化的学术，是一本宪政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完整表达和融入的杰出著述。

　　《法的中国性》主要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法律中使用的核心基础性概念(比如民权、民主、宪法等)以及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劳教制度、法家思想等的一种开放式研究，从跨语际实践及词源学的角度阐释和辨析了民权、民主、宪法、水、治、法等的起源及其流变，对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阐释。
　　《法的中国性》旨在说明：
　　1、中国近代有关宪政的观念和表达与对西方的观看有关,与西方身在的那种“优越性”有关，或者说与西方“强”中国“弱”的事实以及中国对这个事实的体认有关。宪政的思想与语言被中国挪用，主要不是用以表达西方问题，而是中国问题，这是中国宪政思想之所以为“中国”的直接的意思；同时，它也是喻指近代中国历史“非优越性”的一个政治性表征。西方的宪政是因为西方的“优越性”以及中国的“非优越性”这样一种中国式体认被中国接纳的。
　　2、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既包括对西方价值的取舍，也包括对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对西方宪政原理如何取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问题的体认以及体认的方式。而决定这种“体认方式”的，不是西方宪政原理，而是由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提供的智慧，以及对智慧的化用。当西方“宪政”剥脱了原有的语境被置于异域场景之后，其意义与价值必定会发生移转。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这种移转本身，而是移转的意义：“移转”并非是中国对西方的“误读”，而是一种主体性的主动选择。
　　3、晚清、民国期间西学的引进之于中国的意义不能被无限的夸大，中国人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吸纳别人的东西，但倾听和吸纳的方式是自己的；他们可以接受外部文化，但强加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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