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滔和日本一桥大学准教授佐藤仁史合著，是两位作者基于共同研究旨趣的十几年合作研究的阶段成果。全书以雍正之前的嘉定县境作为研究地域，研究时段则主要涵盖明清到民国初，前后约500余年时间。
虽冠名以“嘉定县事”，却并非将视野局限于一县之事，举凡明清时期赋役、财政、市场、水利、地方行政等领域，皆有所涉及。每一章均具有鲜明而相对独立的问题意识，合在一起，又相互关联，旨在把双方在嘉定乃至整个江南的历史脉络下作一直接呈现，可以彰显中日学者对固有学术范式的追求和超越以及处理具体学术问题时采取的不同路径。贯穿全书重要的一条主线是赋役财政制度的变迁。与明代江南其他府县所面临的情况相似，永乐北迁后，因运输费用激增，嘉定县面临着沉重的财政压力。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一系列改革，大大舒缓了当地的民力。嘉定县西南乡的“六区三扇”和邻近的昆山“三区”等处率先享有改纳官布的特权，加上官布一度不入考成，无形中给当地社会增添了更大的实惠。由此，嘉定县出现了植棉业蓬勃发展的趋向。但是，植棉业所需特殊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反过来造成吴淞江水利系统的逐渐荒废，进而引发了进一步的改革诉求。万历间，在朝野乡宦和耆老乡贤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获得全县漕粮全部折银的特权。嘉定县以棉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此愈发固定。或许是这次赋役改革的步调有些过大，自明末起，当地常常作为制度规定的特例被刻意“遗忘”或者被格外“关照”，而针对每一次赋役调整的具体应对，都在本地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成为了解地方历史脉络重要的线索之一。赋役改革的多面效应并不仅仅体现在从折布到折漕这一过程之上，当地的均田均役改革也显示出类似的面相。透过对“折漕”和“夫束”两大县政问题的细致讨论，《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将深刻反思传统社会州县行政的运作机制及其近代转型。
《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的另外一条主线是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的发育机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南翔、安亭等市镇的空间历史进程进行初步的复原。早在宋元时期，嘉定附近的沿江沿海地区就已有较为发达的商业，《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至三章的研究将表明，明代嘉定县境内主要市镇的兴起另有其因。从大的制度背景看，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在苏州府的嘉定、昆山二县推行了折征官布的改革，主要目的虽是为了减轻永乐北迁后苏松地区的漕粮加耗，但间接促发了当地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换，并带动起早的一批棉布交易市场。明代中叶始，江南地区出现的农产商品化、中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和本地市场的发育等诸多新气象，均与此相关。随着万历间嘉定县漕粮实现全部改折，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被创造出来。已经习惯植棉的老百姓只能依赖市场，来获取他们所需的谷物和白银，以便缴纳赋税或者满足日常所需，由此棉花和粮食市场亦应运而生。南翔、安亭等即是在这一机制下兴盛起来的诸多棉业市镇中的代表。从表面上看，明中叶江南一些地区种植结构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大面积播种，非常符合立足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市场发育理论，但是，一旦将之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会发觉这样的解释过于平面化，缺乏历史的深度，甚至有以逻辑替代过程的嫌疑。通过对南翔、安亭等镇的个案研究可知，从折布到折漕的赋役改革，直接引发了嘉定县商品交换的兴盛和种植结构的改变。梁方仲、寺田隆信等学者将推动明代长距离贸易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归结为贡赋经济，提示我们“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以西方语境为出发点的分析工具绝不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劳永逸的方法论，更应该从赋役改革和地方社会变化等角度，来揭示明中叶以后江南市场发育的深层次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市镇形成的时空过程并非均质或匀速的，清中叶以后逐渐定型的街市布局很可能是在市镇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的产物。如果结合相关史实和制度背景，将不断“层累”的文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并将“结构—过程”、“经济—社会”等视角和分析手段引入市镇空间研究中，或可尽量“复原”市镇在空间、制度、商贸、文化等多条脉络交互作用下产生、成长的复杂过程，进而突破以往市镇起源研究中区位决定论等单线逻辑的解释模式，重新反思江南市镇起源以及街市布局成型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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