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导论
　　一、法学理论的当代使命
　　二、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与法理学更新
　　三、中国法治之路的理论构建及其得失
　　 
　　章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深层历史脉动
　　一、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复合、正义与法治
　　二、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与法律至上
　　三、当代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流变
　　四、传统中国“法治”思想中的御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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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长山，男，1964年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县的一个偏僻乡村，十二、三岁时因家境贫寒而辍学，通过打短工、做小商贩、当“盲流”谋生。4年后，偶看电影《好事多磨》，受到城市“天堂”般生活的强力诱惑，遂重返校园。因深知天资愚笨，且起点低、起步晚，便发奋寒窗苦读。于1986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法律系，1990年分配到黑龙江省民政厅任科员，1995年调入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任教，方惶惶开始学术生涯。1996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9年破格晋升教授。2001年考取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宪法和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立足于市民社会理论基点的研究，可以看到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利与权力良性关系的关注和诉求，构成了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深层历史脉动，而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也正在于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中的权力与权利的界分、冲突及整合，同时，西方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当代走向和东方国家的法治进程，同样深孕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多样而又趋同的辩证发展进程之中。这表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杂互动发展，展现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涌动与多样化进程。正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享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的界限。因此，中国要真正走向民主与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和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发展，既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是一个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和自由自主发展的伟大进程，因而是人类社会*基本、*深层的发展向度。

　　导论
　　一、法学理论的当代使命
　　二、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与法理学更新
　　三、中国法治之路的理论构建及其得失
　　 
　　章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深层历史脉动
　　一、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复合、正义与法治
　　二、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与法律至上
　　三、当代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流变
　　四、传统中国“法治”思想中的御用精神
　　 
　　第二章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互动发展与近代法治的生成
　　一、西欧法治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多元权力土壤中的城市市民社会权利
　　（二）国家重建、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与近代法律秩序的生成
　　（三）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与趋同
　　（一）英国“法的统治”——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
　　（二）德国“法治国”——国家优位型法治模式
　　（三）社会优位型法治与国家优位型法治的趋同
　　三、西欧的“独特性”与“东方专制主义”
　　（一）古希腊古罗马与西欧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独特性”
　　（二）古中国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第三章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发展：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涌动与多样化进程
　　二、法治运行的社会基础
　　（一）法律至上——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
　　（二）权利保障——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
　　（三）理性规则秩序——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
　　（四）公民意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契合的自由理性精神和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
　　三、当代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异及其法治面临的挑战和趋向
　　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内在根据和界限
　　 
　　第四章 市民社会型塑与中国法治之路
　　一、反思现代性、国家肚会构架与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有效配置
　　二、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一）市民社会的多元自主性权利对权力的平衡和制约
　　（二）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威与民主法治进程
　　（三）正义法精神的弘扬与“良法之治”
　　三、回应与契合：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
　　（一）依法治国对社会的回应
　　（二）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确立
　　（三）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有机契合
　　四、公民意识重塑与法治国家合法性
　　参考文献
　　英文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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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长山，男，1964年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县的一个偏僻乡村，十二、三岁时因家境贫寒而辍学，通过打短工、做小商贩、当“盲流”谋生。4年后，偶看电影《好事多磨》，受到城市“天堂”般生活的强力诱惑，遂重返校园。因深知天资愚笨，且起点低、起步晚，便发奋寒窗苦读。于1986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法律系，1990年分配到黑龙江省民政厅任科员，1995年调入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任教，方惶惶开始学术生涯。1996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9年破格晋升教授。2001年考取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宪法和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立足于市民社会理论基点的研究，可以看到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利与权力良性关系的关注和诉求，构成了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深层历史脉动，而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也正在于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中的权力与权利的界分、冲突及整合，同时，西方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当代走向和东方国家的法治进程，同样深孕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多样而又趋同的辩证发展进程之中。这表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杂互动发展，展现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涌动与多样化进程。正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享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的界限。因此，中国要真正走向民主与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和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发展，既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是一个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和自由自主发展的伟大进程，因而是人类社会*基本、*深层的发展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