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主宰

　　致谢
　　大事记
　　机构（基金）缩写一览表
　　导论
　　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自由主义与历史
　　跨越大西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
　　第1章 战后共识
　　第2章 1940年代：新自由主义批评的出现
　　卡尔·波普尔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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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Danie Stedman Jones），现居伦敦，知名律师。他在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教育，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新机会基金会（New Opportunities Fund）的政策顾问，同时也是德莫斯（Demos）的研究员。

　　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是怎样变得如此迷恋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它们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取消管制？
　　《西方经济·金融前沿译丛：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通过全面描述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诞生的历史，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答案。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跟踪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历史，解析了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英国和美国实施的原因。根据作者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描述，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有点像一场橄榄球赛：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的思想家们开出球，以贩卖思想为生的二三流文人把球传给意识形态企业家和记者，后者再把球通过遍布全球的智库传给政治家们，再由政治家们利用适当的政治经济形势“达阵得分”。在这个过程中，以智库为核心的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网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既是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因为左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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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大事记
　　机构（基金）缩写一览表
　　导论
　　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自由主义与历史
　　跨越大西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
　　第1章 战后共识
　　第2章 1940年代：新自由主义批评的出现
　　卡尔·波普尔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官僚体制》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通往奴役之路》
　　朝圣山学社与哈耶克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
　　第3章 潮流正在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两个芝加哥学派：亨利·西蒙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
　　启蒙运动、亚当·斯密与新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
　　德国经济奇迹：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
　　管制俘获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
　　第4章 跨大西洋网络：智库与意识形态企业家
　　1950年代的美国：联合主义与冷战
　　1950年代的英国保守主义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机构
　　第二波：1970年代的自由市场智库
　　新自由主义记者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家 突破？
　　第5章 凯恩斯主义以及货币主义的兴起（1945-1971）
　　凯恩斯与凯恩斯主义
　　“一个小小的地区性难题”：伊诺克·鲍威尔的货币主义思想
　　美国在1960年代的经济政策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6章 经济战略：新自由主义的突破（1971-1984）
　　战后繁荣的缓慢崩塌（1964-1971）
　　滞胀与工资和价格政策
　　希思过渡期与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
　　左派向货币主义输诚了一：卡拉汉、希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
　　左派向货币主义输诚了二：吉米·卡特与保罗·沃尔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战略
　　里根经济学
　　结论
　　第7章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美国和英国的可负担住房政策和城市政策的转变（1945-2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政策和城市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政策和城市政策
　　吉米·卡特与政府的有限性
　　财产所有权民主制与个人自由：住房与新自由主义思想
　　里根政府的政策
　　英国地方当局公共住房的私有化：优先购买权计划
　　跨大西洋政策传导：里根的经济开发区政策
　　“第六希望”公共住房计划、城市复兴与“第三条道路”
　　结论
　　结论 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的遗产：基于信仰的政策
　　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历史地位
　　新自由主义是不是被神化了？
　　回归基于理性的决策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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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Danie Stedman Jones），现居伦敦，知名律师。他在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教育，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新机会基金会（New Opportunities Fund）的政策顾问，同时也是德莫斯（Demos）的研究员。

　　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是怎样变得如此迷恋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它们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取消管制？
　　《西方经济·金融前沿译丛：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通过全面描述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诞生的历史，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答案。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跟踪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历史，解析了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英国和美国实施的原因。根据作者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描述，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有点像一场橄榄球赛：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的思想家们开出球，以贩卖思想为生的二三流文人把球传给意识形态企业家和记者，后者再把球通过遍布全球的智库传给政治家们，再由政治家们利用适当的政治经济形势“达阵得分”。在这个过程中，以智库为核心的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网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既是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因为左派也认同必须采取新的政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多年的滞胀，凯恩斯主义似乎自己击败了自己，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昂起了头。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赢得大选之后，自由市场的信念终于在政治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通往权力之路终于铺就，危机之后的经济奇迹最终诞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右派思想凯旋而归的故事，也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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