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慈善事业日益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慈善发展势头强劲，捐赠额和基金会数量屡创新高，公益行动、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微慈善、网络慈善……各种新生事物如雨后春草，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大爱中国的巨大能量。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3月，《慈善法》审议通过，中国慈善事业驶上了快车道。由于种种原因，制度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动不规范、慈善氛围不浓厚，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迅速殃及整个慈善事业。一次恶性事件，竟然撼动百年红会基业，让其信誉跌到谷底，也折射出当前慈善发展的尴尬局面：一边是迅速增长的慈善组织数量与善款数额，一边是脆弱的资金链条和社会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全社会慈善意识的增强和慈善文化的培育。***同志指出：“要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①在汲取传统精华、借鉴海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塑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国当前慈善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儒释道均强调慈善，各种典籍中相关记载更是汗牛充栋。《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论语》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佛教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太上感应篇》讲：“积德累功，慈心于物。”《了凡四训》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这些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主流价值。慈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除关注慈善思想外，应该将目光更多投向慈善制度、组织及慈善家群体之中。
回顾历史，人们经常会陷入矛盾之中：对于先贤的嘉言懿行或制度典章如数家珍，赞誉有加；但对组织运作及具体实践则语焉不详，诸多贬斥。对于传统慈善，这一点体现的格外明显。中国*早的慈善组织是什么？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施行情况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纳入慈善事业范畴？养济院、育婴堂、同善堂、清节堂都是哪些名堂？传统慈善对当下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问题，慈善实务界和学术界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对于中国传统慈善，很长时间充斥着深深的偏见与误解。十多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慈善事业”词条，认为慈善“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这种表述在很长时间代表了舆论与学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会发现，这种观点晚清时期就很普遍了。12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将仁慈列为中国人的“美德”，又认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写道：“让现实的慈善活动变成一种本能，无论是否有确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机会去做善事，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中间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这的确不能说是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为减轻灾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是个人的善举还是政府的干预。”他不无自豪地提出，中国人应该学西方，“必须经历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使仁慈成为生活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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