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四书大义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自宋代以来为中国人之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宝贵的精神财富。《四书大义》也是唐文治先生在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时，为使学生重视经学而亲自编写的经学系列教材，也是先生治经学义理与训诂并重的代表成果之一。先生在阐发义理之时结合时事，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论语》从“学”开始，展示天德、王道、圣功，并把《尚书》以至《大学》的修、齐、治、平的经世思想全然收纳。因“学”而“知”自觉发扬经学的体统，重建经学学术的殿堂。例如在《为学》篇大义中先生认为从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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