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针筒的国家——20世纪中国性病控制社会史

　　序
　　自序
　　导论
　　第一章  20世纪上半叶的性病及其问题化
　　第一节  花非花，柳非柳，奈何以性为名
　　第二节  性病的问题化
　　第二章  拿起针筒的国家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性病流行的时空特征
　　第二节  医学建制化与新中国成立后消灭性病运动的过程
　　第三节  消灭性病运动中的“去性化”特征
　　第四节  性病的治疗——路线之争
　　第五节  疾病控制的议程设置
　　第三章  消灭了性病的中国
　　第一节  最后的胜利
　　第二节  污名重现
　　第四章  死灰复燃
　　第一节  旧炉添新火
　　第二节  应对
　　第三节  “爱之病”
　　第五章  新的治理
　　第一节  法制规制
　　第二节  流行病学治理模式
　　结语
　　附录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性病防治机构
　　附录二：青霉素治疗方案(1956年全国性病专家座谈会提出，经卫生部发到各地参考)
　　附录三：1949-1964年《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的介绍苏联性病疗法的文章
　　附录四：1949-1964年间中医疗法治疗性病文章汇总
　　附录五：性病相关政策法规(1960-1999年)
　　附录六：禁止卖淫嫖娼的相关法律法规汇总(1979-1999年)
　　参考文献
　　后记

　　杜鹃，1982年生。本科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开始硕博连读学习，师从有“性学第一人”之称的潘绥铭教授，并获得法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任讲师。长期参与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对性病艾滋病控制的历史、现状、干预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国健康教育》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花柳病” 概念探源补遗》、《2007-2012年精神卫生大众媒体报道分析》等论文十数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3）“20世纪中国性病控制的社会史研究”、北京市社科基金基地项目“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北京市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与生殖健康”等。

　　本书旨在对中国1949—1964年消灭性病运动的社会史进行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分析。首先，利用系谱学的方法，通过对医学论文、报刊杂志等文献关于性病态度的文本进行收集和分析，探究“性病”这一医学概念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以此揭示这种在中国存在数百年的个体医疗实践，如何被建构成为需要治理的社会问题；进而这种由于性欲不节导致的疾病，又是如何在新中国的语境中被建构成为“旧社会”的疮疤，而成为被清除的对象。
　　本书将利用诸多从未公开过的内部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详细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消灭性病运动的背景（性病流行情况）、策略和结果；引入知识-权力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解释，现代细菌学说、公共卫生学的发展如何促使知识将性病“问题化”，并创造了权力作用的空间，权力又是如何通过建制化的过程，获取对知识的解释权和使用权，并赋予知识以合法性。通过这样的分析，提供关于中国消灭性病运动的另一种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