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大中国读者而言，近代普鲁士及其领导下的德意志称得上是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总是跟它有着各种联系，尤其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时至今日，“铁血宰相俾斯麦”和马克思恐怕仍然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近代德国人，更不要说早就跑进中学课堂里的康德和黑格尔。但它又是非常陌生的，因为仔细一查，就会发现国内其实并没有几本专门讲述德国近代历史的书籍，翻译过来的德语著作更是少得可怜。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人们总是觉得对德意志和普鲁士有很多话要说，但这些观点其实很多都是道听途说。这种现象在史学领域尤为明显。尽管对德国历史和历史学的研究如今在国内已经逐渐壮大起来，但是相比德国哲学甚至德国艺术，仍然是非常小众的学问。我们不禁要问，都是德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怎么差别就这么大？而且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的德国是近代历史学科的发源地，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家对西方乃至中国的近代历史学以及学科建设，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可是国内翻译过来的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屈指可数，比起动辄全套迻译的德国哲学著作，实在令人汗颜。这是我决定翻译出版这套《十九世纪德国史》的原因之一。
促使我翻译这套著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很特别。正如后世评论所言，这是一部“民族主义史学著作”，甚至包含“民族沙文主义”的内容，一味为国家辩护，立场过于狭隘；在史料考证和叙述风格上也偏离科学历史学的轨道，非但不客观，反而处处展现作者本人的偏见，时时表达他对德意志民族和普鲁士的热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套著作诞生的背景是十九世纪德国，当时兰克的一句“如是直书”一度被奉为科学历史学的金科玉律。特赖奇克作为“普鲁士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似乎完全违背了祖师爷的谆谆教诲，也难怪学界多将该学派称为兰克学派的叛徒。但离经叛道并非这部著作值得翻译的原因，真正有趣之处在于，为何这样一部“离经叛道”的作品，会在读者群中如此受欢迎，乃至2012年这部书还在德国继续出版。究其原因，恐怕正是书中为科学历史学所不齿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立场”，特赖奇克给这些价值观念穿上了档案研究的外衣，又饰以极富风格的写作手法，因此令这部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它用一段段档案、场景和人物细节描写博得读者的信任，又用一套套比喻、排比和诗歌般的语句打动读者的内心，让读者跟着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走向，时而激动时而低调，最后真心感叹德意志民族跌宕起伏的历史之路，祝福它的明天会更好。这其中包裹着民族主义史学之所以长盛不衰的真正秘密——明确的价值观与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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