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撰楹联集《道因法师碑》字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楹联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二者都是以汉字为载体。联以书兴，书以联传，楹联和书法有着不解之缘。清代中后期，金石学和考证之风兴起，之后碑帖集古成为一种风尚，其中以集联尤为突出。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楹联也不例外。从名碑名帖之中新集楹联，跟上时代步伐，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这方面，郭振一先生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往所见碑刻集联类图书，底本基本都是来自艺苑真赏社玻璃版宣纸印刷的集联类图书，且各出版社之间翻来翻去，毫无新意可言，水平也参差不齐。本社这次编辑出版的郭振一先生的“新撰楹联集字”系列图书，是作者历经数载，畅想深思，对知识和智慧进行高度融合的艺术结晶。用碑刻的文字来表现楹联，犹如在麻袋里打拳、戴着镣铐跳舞，难度可想而知。但讴歌时代、礼赞祖国，都洋溢着时代气息，充满了正能量。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河南省文史馆馆员西中文先生看过集联后评价：“作者所集联甚好，立意精邃，安字切当，平仄也大体合律。虽有个别地方以入声字作平声字用，但在集联这种形式中，腾挪空间有限，应可从权，故无伤大雅。允为上乘之作。”
　　本书采用楷书碑刻中的范字对郭振一先生所撰楹联进行书法形式的编排，选字也是尽量用碑刻中的原字。本书所集楹联长短相宜，从五言到十言不等，而以常用的五、七、八言为主。希望此书的出版，能使广大读者在书法的临摹与创作中找到最佳结合点，在楹联的欣赏和撰写上有所启示。
　　1.《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现于云南曲靖。
　　此碑笔法峻利峭拔、外柔内刚，结体稚拙奇巧、出人意料，章法高古端严、变化万千，可谓上承汉隶，下启唐楷，在书法史上有着独特魅力和重要地位。
　　2.《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大明二年（458），其书险劲简古、雄浑庄严，颇多隶意。阮福跋此碑“碑文体制古茂，得汉碑遗法”。康有为赞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故此碑“极可宝贵”（阮福跋语），历来被书家所钟爱。
　　3.《好大王碑》立于东晋义熙十年（414），笔法似隶似楷，多用圆笔，结字重心下沉，主笔不显，虽然线条粗细变化不大，但显得拙朴有趣，给人以气定神闲、安稳从容、沉着大度的感觉，越品越感到其味无穷，如今已领一派隶书风气。
　　4.《道因法师碑》立于唐龙朔三年（663），为欧阳询四子欧阳通所书，因其“善学父书”，被称为“欧书之亚”，但“瘦怯于父而险峻过之”。此碑笔力劲健，笔法险绝，严谨古奥，深得家法，尤其长横偶出雁尾，彰显古隶遗风，更别有情趣。
　　 
　　在汉字的演进中，隶书在一定时期出现了“楷化”现象，直到一个新的书体产生。很早我就对介于隶楷之间的书体面貌感兴趣，正是在这个“过渡”当中，书法艺术显示出独特魅力。如果说正书如篆、隶、楷书都是纯粹、庄重的，那么，隶中有楷、楷中有隶的字法就显得严谨而灵动，古朴又入时。现在看来，这也是古人守正出新的杰作。因此，这一组新选定的四通碑刻包括《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好大王碑》和《道因法师碑》，都是隶中带楷、楷中含隶的名碑，不仅知名度高，而且特点鲜明，很受人们喜爱。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均在云南省出土，前者“隶意甚浓”，后者“颇多隶意”。《好大王碑》出土于吉林省，与“二爨”碑刻时间相近，虽为隶书，其风格也在“隶楷之间”。《道因法师碑》立在唐代国都长安，其时唐楷已经大兴其盛。欧阳询楷法出于古隶，欧阳通在传承中使隶书特点更加明显。这四通碑都处于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空间和时间跨度都很大，四碑以发展中的汉字为载体记事存志，像是一部从隶书到楷书演进的微缩版“断代史”。在此过程中，书法有继承又有发展，有个性又有共性，呈现出“西南东北向关中”的现象，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特性。而且，每一通碑都特色鲜明，妙趣横生，各美其美，作为传统经典又符合时代审美，深受书家和人民大众的喜爱